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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家訓 立家規 揚家風】

“家規”即家內規矩，“國法”即國家法律。兩者各有自己的領域，對穩定家族秩序和國家秩序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家規提倡“孝道”價值觀，凸顯家族利益至上，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國法提倡“忠道”價值觀，凸顯國家利益至上，重視忠君愛國、無私奉獻。

家規與國法之間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撐，在內容上也可以互相補充。儒家的傳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家國同構”的背景下，“移孝作忠”是完全可能的。“家規”重在“修身、齊家”，“國法”重在“治國、平天下”，一個恪守家規的人必然能夠遵守國法。在此層面上，家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系。

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家規連著國法。家規是治家教子、修養心性、立身處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家訓”“家戒”等內容，家訓的內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須怎么做”，家戒的內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山西聞喜歷史上著名的《河東裴氏家訓》《河東裴氏家戒》為例：“立志向善，做賢子孫。貽謀燕翼，勿忘祖恩。”“人生百行，孝順為先。”“置身社會，公德第一。愛惜公務，遵守序秩。時時警惕，留心錯失。”“勤能補拙，儉以養廉。豐家裕國，莫此為先。禿惰奢靡，禍害無邊。”這就闡明了在家修身與在外治國的關聯性，揭示了家規通向國法的功能性價值。

明末清初的朱柏廬所撰《朱子家訓》，被譽為家訓中的經典，以修身齊家為宗旨，集儒家立身處世之大成。諸如“自奉必須儉約”“勿貪意外之財”“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于信也”等，揭示了家規與國法之間在內容上互通、在功能上互補的道理，令人感受到二者之間互為“統一體”的氣質。

單從歷史上看，家規與國法存在著很多的共同性，因其均以儒家倫理道德為鵠的，維護儒家倫理秩序成為其共同的使命。無論是家規還是國法，它們都將儒家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轉化成了制度安排（家規屬于家族制度），使道德的“軟約束”與制度的“硬約束”完美地結合起來，靠制度的力量來督促人們積極踐行儒家道德，從而形成一種具有良風美俗的社會秩序。

家規的廣義解釋是家族法規，它并非今天單個家庭意義上的，而是所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制定的法規，或稱宗族法規。宗族法規除了貫徹儒家倫理精神外，還凝聚了基層族群的“基本共識”，這種共識是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習慣性觀念和規則，它們成了支配基層族群社會生活的“活法”。

在古代中國的廣大基層社會，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往往是靠宗族組織依據“活法”進行調解之類的“準司法”活動加以化解的，此類準司法活動也可稱之為“社會司法”。由于基層社會組織在當時有著較大的權力，如政治權、經濟權、調解權、懲戒權等，因此有足夠的能力來化解糾紛、維持社會秩序。這就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奇特景觀：不論上層社會如何改朝換代、劇烈動蕩，而下層社會卻往往秩序井然、超級穩定。這就是“活法”或家族法規的力量，也是“社會司法”的力量。這再一次說明了一個道理，家族法規與國家法律雖然在內容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具有目標上的趨同性。

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從主流上看，家規與國法有著共同的精神紐帶，即儒家的倫理道德。家規與國法共同將儒家道德加以制度化，體現了德、法共治的價值取向。這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可見，我們黨非常重視中國德法共治傳統的積極功用，強調德治與法治并用，追求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如果說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賴于國法完善的話，那么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則有賴于家規（家族法規）的完善了。因此，為了重塑家族法規，我們有必要為其注入新時代的內容，使其適應新的時代，并結合基層社會組織的重建，使古老的家族法規在整合基層社會秩序方面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崔永東 系華東政法大學司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