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歌手與詩人做同樣的事卻形同陌路，全世界均是如此。”但迪倫的藝術生涯中，音樂一直與文學結合。他屬于“能寫能唱的創作型歌手”／“寫歌者”（song writer），演唱方式更像是吟詩。他的歌最吸引人的是歌詞，而他的歌詞實際是“歌詩”（poems set to music）。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鮑勃·迪倫宣稱，與其說自己是作為一個音樂家而獲獎，倒不如說是作為一個詩人而獲獎：“我覺得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后才是音樂家。我活著像是個詩人，死后也還是個詩人。”他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關于詩歌本身的種種觀念和對藝術流行的理解。音樂與文學絕非截然不同，鮑勃·迪倫的文學史價值就在于修復了“詩”與“歌”相互關聯的傳統。2003年庫切在獲得諾獎后的一次訪談中就曾說過，為什么艾爾弗萊德·諾貝爾不設立一個音樂獎。他認為音樂更具有普遍性，因為人類有不同的語言，卻有相通的音樂，而文學總要局限于某種特定語言。文學和音樂從不同方面給人類藝術的美感，“歌”與“詩”自然更能互融。迪倫的歌詩藝術事實上就是循著庫切提出的“路子”繼續前進的。諾獎評審在肯定迪倫對美國社會文化所作貢獻的同時，還提醒我們思考1895年諾貝爾寫在遺囑中的尋找“在文學方面曾創作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到底什么樣的作品才能被稱之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

在有些人看來，鮑勃·迪倫獲獎是向金斯堡等前輩詩人的致敬。金斯堡本人也回憶道，他從印度回到美國西岸那會兒，有人給他放了張唱片，當他聽到鮑勃·迪倫的《暴雨將至》，他哭了出來：“我被他的修辭鎮住了，這些詩詞簡直就像《圣經》箴言一樣，撼動人心。”也正是金斯堡和另外一位多次采訪迪倫的英國記者，于1996年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要求籌建了“提名鮑勃·迪倫小組”，隨后更多學界權威加入該小組。同年8月，由來自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英語與美術教授戈登·鮑爾代表競選委員會為鮑勃·迪倫正式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他向媒體宣讀了金斯堡的推薦信，而他自己的正式提名信現在則被廣為引用：“雖然他（迪倫）作為一個音樂家而聞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學上非凡的成就，那么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事實上，音樂和詩是聯系著的，鮑勃·迪倫的作品異常重要地幫助我們恢復了這至關重要的聯系。”可以看出，這封提名信在另一語境下談到了音樂與詩歌的聯系。

確實也到了應該重視“音樂與詩歌”、“音樂與文學”議題的時候了。迪倫憑借“詩賦歌詞”創作，使歌詞作為“一種體裁”實現了中西文學史上長時期“歌”“詩”分途之后的一次“合流”。現代歌詞文體的鼎立不僅是現代社會中“詩文境域之擴充”和“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的結果；亦是歌詞向詩歌本源的回向。筆者認為：鮑勃·迪倫獲獎是對于“文學邊界”這一概念本身的嬗變和革新，這是文學現象學意義上的，更是思維模式和方法論上的。迪倫成功地突破了文學類型學和文學理念的區隔，生發出一種貫通歌詞的音樂性和詩歌的音樂性的非常富有活力和表現力的文學新類型。“最受人矚目的20世紀文學歌者”對于“詩樂關系”展開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提振。狄金森曾描述過這種狀態：“音樂和詩相互滲透，結合得如此完美，以至每個字都能在一個樂音中找到互相依存的關系，詩句和樂句像孿生子一樣，互相依靠，不可分割……”根據詹姆遜的觀點，文學門類既是一種社會契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契約。鮑勃·迪倫試圖通過拓寬文學門類的“歌”“詩”融合的創作，使得“歌詩藝術”成為文學文化藝術發展的一種趨勢，這顯然是影響力日益衰弱的書面詩與淺俗的大眾藝術的歌曲共有的自我拯救機會。“歌詩”作為對文學門類的一次革命，打通邊界為融合“媒體藝術”，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復興，既是當今學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課題，也是文學藝術界應該順勢而起的時代趨勢。迪倫在文學史上的獨特貢獻在于，他革新文學門類的背后，卻在引導著文學理念向傳統的“根源”回歸。鮑爾教授在他的推薦信中就一再強調鮑勃·迪倫在當今時代“使詩歌回歸到它原始的傳誦方式”，“在他的音樂詩篇里，他已經復活了游吟詩人的傳統”。是鮑勃·迪倫讓我們注意到了“歌詩同源”的歷史淵源。東歐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家、音樂美學理論家卓菲婭·麗莎曾說過，應該把“傳統”理解為“某種富于動力性的、不斷生成的、經常發生變革的東西……它在不斷地演變著，并使自己總是重新匯入到當前的藝術發展中”。這種歷史而辯證的立場，讓她對傳統和革命的觀點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她提出傳統應該是各學科交叉融合的體現：“每一次構成音樂中民族風格的都是傳統的綜合體，其中包括音樂傳統和非音樂傳統。”這樣看，鮑勃·迪倫簡直是卓菲婭·麗莎“未見面的藝術知己”。

鮑勃·迪倫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諾貝爾遺囑中提起的“理想主義傾向”。有一些研究者因為最近諾獎的頒發的“跨界”而重新回到對諾獎的“理想主義傾向”的探討，可惜這些研究還沒有超越文學的類型學、文類的革新這些話題。

為什么是鮑勃·迪倫？我們當然可以從創作經歷、生活方式、信仰、理想等方面去理解迪倫是怎樣回應“理想主義傾向”的。為什么諾貝爾遺囑的執行者認定迪倫是最接近這一理想主義高度的人？把文學獎頒發給迪倫，是瑞典學院對他“藝術成就”的“一次加冕”，還是在他藝術旅程之初對他所能達成的理想主義高度的“驚鴻一瞥”？

早在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知識界逐步認識到迪倫作品的文學價值，一些學者和文學批評家公開稱迪倫為現代美國繼卡爾·桑德堡、羅伯特·弗羅斯特之后最偉大的詩人。1976年，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其總統競選活動中曾大量引用迪倫的詩句，并稱其為“偉大的美國詩人”。1990年1月，法蘭西文學院正式向迪倫頒發了“文學藝術杰出成就獎”。普利策文學獎評委們更是聲稱，是普利策文學獎需要鮑勃·迪倫，而不是鮑勃·迪倫需要普利策文學獎。在迪倫的個人藝術生涯中，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承認，還是差了一點點“時效性”。雖然如此，諾貝爾文學獎的分量不可謂不重——主要表現為對迪倫采擷美國民謠藝術加以創造性改進、復興行吟詩人歌詩傳統的高度贊賞。迪倫發現統治流行音樂半個世紀的搖滾樂原來也可有其“嚴肅的一面”，作為“媒體時代的布萊希特”（Brecht of the Jukebox），他挽救和重振古羅馬的維吉爾開創的“行吟詩人”（troubadour，源于普羅旺斯）傳統。迪倫是以“恢復聯系”的理由摘下諾獎桂冠的。學院常任秘書達尼烏斯強調迪倫在“英語文學傳統”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是在提醒大家，理想主義的傾向在向挽救文化瀕危、恢復文學傳統這一方向轉舵，這一重要的訊息告訴我們，傳統和創新永恒是“理想主義傾向”的“重要問題的兩個方面”。站在傳統的立場還是站在創新的立場都有失偏頗，只有平衡處理好傳統與創新之間的關系，才是“理想主義傾向”和“杰出”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