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劇本無論是古典或當代風格，都不是我選擇它的核心要素。重要的是，任何一部劇本都能夠以一種當代的方式來詮釋，從而延伸出一種當下的意義。戲劇是我們進入現實世界的一個重要入口，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社會，這種辨清現實之后更好地生活在當下的能力便是一種詩意。

——托馬斯·喬利

1940年，一艘滿載著英國少年的大型客輪被納粹的魚雷擊沉，13名幸存的孩子坐著一只救生筏繼續他們的海上逃亡之路。在木筏這個封閉的空間內，在歷時七天的漂流中，伴隨著宗教信仰與迷信的沖突，孩子們在等待救援的同時，他們之間的關系也逐漸變得緊張。

12名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正如耶穌的十二門徒，他們起初試圖在木筏上建立理性而有序的空間與平等互助的關系。直到他們發現船上還有一個長著紅色頭發的孩子，這個被他們稱為“小狐貍”的男孩的出現，打破了船上的和諧與寧靜。“13”這個“不吉利”的數字引發了一場關于信仰的爭論，誰是《最后的晚餐》中的猶大？誰又阻礙了他們獲得救贖？宗教觀念的沖突引起人性天平的傾斜。

本劇矛盾與沖突的核心——“共生還是犧牲”，反映出這個“微社會”的倫理關系。“13”這一數字使得女主人公內心充滿恐懼，她堅持一定要犧牲一人換取其他人得救。這魔咒般的念頭使得這些在戰爭中幸存下來的孩子，在流亡的過程中沒有逃過人性的悲劇，年齡只有9到12歲的孩子，最終成了一群冷血的殺人兇手。當遲到的救援飛機終于到來，主人公們早已經歷了一場充滿荒誕與悲涼的關于人性的“奧德賽”之旅。

這部劇作改編自德國作家喬治·凱澤的同名小說，取材于二戰期間的真實事件，情節像偵探電影且畫面感極強，充滿了絕望、殘酷的悲劇性情節。作者對人性的追問深深吸引了導演，他與法國斯特拉斯堡國家劇院的青年演員合作把這部劇目搬上了阿維尼翁戲劇節“In”單元的舞臺。

喬治·凱澤的小說 《美杜莎之筏》 與法國浪漫主義畫家西奧多· 杰利柯的作品《美杜莎之筏》都取材于歷史上真實的悲劇。杰利柯畫作中暗沉的色調也啟發導演在舞美設計中特別注意昏暗色調與油畫效果。在陰暗、神秘的氛圍中，導演力圖呈現出一幅暗色調油畫般的舞臺，在昏暗的燈光、緩緩推進且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與充滿窒息感的音樂中，帶領觀眾走進困境叢生、充滿焦慮、被濃霧包裹著的如噩夢般的世界。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借用了神話人物“美杜莎”之名作為一種隱喻，而美杜莎能夠將與她對視的男人瞬間“石化”這一神話中的情節，也體現在劇中陷入愛情的兩位主人公身上。

這部劇作中能夠看到法國哲學家勒內·吉拉爾的哲學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替罪羊”理論，并指出迫害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的模式：一、暴行是真實的；二、危機是真實的；三、挑選犧牲品不是根據人們給他們的罪名，而是根據他們具有受害者的標記，根據所有可使人聯想到他們和危機有罪惡的聯系的標記；四、整個運作方向是將危機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過消滅他們，或至少把他們驅逐出受“污染”的團體，來改變危機。

劇中的第13個孩子——“小狐貍”便是木筏中的“替罪羊”，成為他人行使暴力的對象。首先，數字“13”引發的爭吵與處于大海迷霧中對未知事物的不確定性成為“恐懼”的成因與孩子們行使暴力的前提，正如美國作家霍華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談到“恐懼的源泉”時說的那樣：“人類最古老而強烈的情緒，便是恐懼；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便是對未知的恐懼。”在難以掌控未知的前提下，“小狐貍”與出賣耶穌的猶大長著同樣的紅發這一特征，便成為與罪惡有聯系的“標記”；不會講話又“沒有價值”的他，便被視為這個群體中的“異端”；而消滅“替罪羊”，作為改變危機、恢復和諧的手段，便成為孩子集體暴力的體現。在不斷疊加的恐懼中，這群尚未成年的孩子以他們自以為充滿邏輯的思維，將一個無罪的犧牲者作為集體獲得救贖的砝碼，殘忍地制造出這起“以信仰之名”的謀殺。

“戰爭”與“宗教”是劇中的兩個關鍵詞。在二戰背景之下，幸存的孩子們試圖抵抗成人世界中戰爭的殘忍，卻陷入一場沒有硝煙與戰火的“人性之戰”。他們對宗教的不同解讀，則透露出信仰與迷信之間的矛盾。男主人公對基督教的詮釋與《圣經》中描寫的一致，即“不可殺人”。而女主人公對基督教的片面理解，即數字“13”代表的不吉利甚至會使人遭受懲罰，這一切都僅僅基于她的主觀臆想。事實上，歷史上并沒有任何文獻記載這一數字會帶來不幸與懲罰，而他們對宗教文本的不同解讀所引發出的沖突，則讓我們看到這場權力的游戲如何使得人性逐漸異化，恐懼如何使人逐步脫離信仰、遠離真實的教義而在對假想敵的幻象中陷入迷信的魔沼，最終釀成悲劇。作者提出的不同宗教如何共處這一問題與作品中反映的“難民”與“流亡”主題，與時下的歐洲社會緊密相關，具有積極的當下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