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 人：崔立秋

特邀嘉賓：施戰軍 孟繁華 賀紹俊 郭寶亮 徐 剛

作家應該有大格局

施戰軍（《人民文學》主編、文學評論家）

從時間上看，河北長篇小說寫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點上，一個是現代歷史，一個是當代鄉村。這是河北作家的寫作傳統，也是河北文學的強項。從寫作題材來看，河北作家寫抗戰和鄉村改革的居多。在這些作品中，河北作家在書寫當下生活時會突出細節描寫，而涉及革命題材時，往往會忽略日?；臄⑹觥Ｈ欢芙o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成為經典段落的，恰恰就是這些活靈活現的日?；瘮⑹?。

比如梁斌的《紅旗譜》中，云濤要去參加革命，春蘭也要跟著一起去。當云濤拒絕帶春蘭一起走時，春蘭便倒在地上撒潑打滾，一個俏皮小姑娘的形象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腦海里。春蘭不能跟云濤一起去參加革命，她就把“革命”兩個字繡在胸前，小孩子看到了，問她是不是在想“革命”。嚴肅的革命題材中，帶有青春意味的細節描寫，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老一輩文學家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近年來，河北長篇小說創作在細節描寫以及日?；瘮⑹龅木食潭壬?，距老一輩作家的經典作品還有一定差距。作家必須以超凡的文學想象和關鍵性的細節設置，才能寫出具有說服力的好作品來。

從空間上看，河北小說呈現冀中平原的題材足夠多，而展現山河故事和歷史題材的作品寥寥無幾。周邊的河南、山東、山西等地以商貿為題材的歷史故事寫得很生動，影響力也較大，而河北始終缺乏一部從歷史角度寫燕趙文化根脈的重量級小說作品。

從寫法上看，河北作家的作品出現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雜糅的寫作方式。比如賈興安、康志剛的作品，現實主義風格非常明顯，小說該有的矛盾沖突以及情緒的激蕩在作品中都展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種寫法。另外一種寫法是融入了現代元素，比如劉建東的《一座塔》、胡學文的《血梅花》、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等作品。

關于寫作的情緒和調式，我曾在不同場合強調過多次，現在社會文化層面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娛樂至死、萎靡不振、閱讀碎片化等，這不單單針對河北文學，而是就全國文學形勢來說的。文學是折射時代風貌、塑造社會風氣、提升國民素質的重要支點，文學是火炬，是燈塔，這種意義與作用是無可替代的。這個時候往往正是文學呼喚大作家、呼喚大作品的時候。作家應該有大格局，要從歷史和整個社會出發，不要老是寫一些兒女情長、以自我為中心帶著明顯個人情緒的作品，而是要以深沉疏朗的文學表達，鼓舞一代青年，引領文壇風氣。

鄉土文學敘事的局限與合理性

□孟繁華（文學評論家）

當代中國文學，如果從題材方面看，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莫過于鄉土文學，或者說是農村題材。比如《創業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白鹿原》等，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的扛鼎之作并寫進了文學史。它們講述的故事就是中國故事，它們提供的經驗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經驗。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著，至今不衰。河北作家素來關注農村、關注鄉土、關注中國農民的命運，注重探索鄉土文明的發展與演變。面對當下復雜的鄉村變革，河北作家要看到鄉土文學敘事的局限與合理性。

近年來，對鄉村中國的文學講述，大致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吳玄的《西地》《發廊》等小說。這些作品講述的是，無論是留在鄉下還是進城，人心都有所變化，面對當下，鄉土變得不再溫暖詩意。一種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關仁山的《麥河》等小說。這些作品以樂觀主義的情緒表達了鄉村變革可以期待的未來。生機勃勃的楚王莊和鸚鵡村，雖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總體上還是可以看到未來的。周大新和關仁山在描述當下鄉村變革的同時，也預示了這一變革的前景。一種是劉亮程的《鑿空》等。阿不旦這個村莊在劉亮程的講述中是如此悠遠?！惰徔铡凡荒芎唵蔚乩斫鉃閼雅f，事實上自近現代以來，中國作家對鄉村中國的想象就一直沒有終止。無論是魯迅、沈從文，還是其他的鄉土文學作家，他們一直存在一個不能解釋的悖論：他們懷念鄉村，但他們是在城市懷念鄉村，是城市的“現代”照亮了鄉村傳統的價值，是城市的喧囂照亮了鄉村“緩慢”的價值。在他們那里，鄉村是一個只能想象卻不能再體驗的存在。

河北籍青年作家付秀瑩的《陌上》，以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講述了發生在華北平原芳村的故事?！赌吧稀芳仁且粋€與歷史和現實有關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面對鄉村變革猶豫不決、充滿闡釋焦慮的小說。芳村的生活與之前并無多大差異，但是，風和日麗下的芳村早已不是過去，許多東西已經被“現代”照亮，芳村正逐漸向“現代”屈服?！艾F代”對芳村的巨大沖擊，更在于原有舊秩序、舊格局的解體，更為嚴峻的是，芳村的女性精神生活堪憂。這與傳統的鄉土中國的世情小說一脈相承，和《紅樓夢》以及明清白話小說里講述的女性有相似之處。這是付秀瑩的小說中最有價值的發現。

上述這些作品嚴肅地表達著作家對鄉村中國歷史變遷的認知和情感態度。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鄉村共生于同一時空下，也讓我們通過這些文學化的講述，進一步理解中國現代社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其實，任何一個作家都難以講述今日中國鄉村的全貌，這種局限性也有其合理性。雖然他們講述鄉村的出發點不同，但他們試圖認識當下鄉村中國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文學在作用于世道人心的同時，也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當下中國的巨大變革中來，推動中國鄉村變革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在繼承傳統中尋求突破與創新

□賀紹?。ㄎ膶W評論家）

現實主義傳統是一把雙刃劍。河北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影響很深，實力雄厚，形成了強大的氣場。但是現實主義成為主流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局限性，導致思維形成了慣性，在創作上容易模式化。河北作家，在繼承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同時，還應不斷進行反思和突破，尋找新態勢和新角度。

我們看到，在對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反思的過程中，給作家創作帶來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河北文學逐漸從現實主義的“一枝獨秀”開始向藝術風格的“百花爭艷”轉變。河北作家在繼承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有意識地從優秀文學中汲取營養，不斷開拓創新。近年來，河北的長篇小說創作呈現出新的景觀，關仁山、何玉茹、李浩、劉建東、胡學文、康志剛、曹明霞等作家在全國引起了一定反響。作家們對現實和歷史進行著有力度的、深入的思考，在文體上也開始進行多樣探索。

結合何玉茹《前街后街》、胡學文《血梅花》、曹明霞《日落呼蘭》這三部小說，我來談談河北作家如何在繼承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同時，又從不同角度找到新的突破點。這三位作家現實主義功底深厚，且都有各自特點。

何玉茹的優勢在于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對人物心理的把握尤為突出，她找到了一個書寫當下鄉村生活的新視角?！肚敖趾蠼帧吠ㄟ^對三位女性的描寫，反映了在特殊年代社會環境對普通人的影響。何玉茹對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她并不是簡單地書寫這種影響，而是從人性出發進行闡釋。盡管三位要好的女性會因為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產生矛盾和沖突，但最終她們還是突破了這種束縛，達成了諒解。這三位女性中，何玉茹設計了一位不會說話的女性形象——明悅，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思。不會說話的明悅擺脫了世俗、功利的約束，她不會用假話偽造自己，也不會用語言去爭斗，在她身上人性的善良更自由地表現出來。

胡學文對小說敘述有強大的領悟力，敘述空間更加開闊。在《血梅花》中既有傳奇、武俠、話本的影子，又有西方經典作品的影子。結構上，他汲取了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精髓，不一味守舊。他把俠義精神置于抗日戰爭的大熔爐里來寫，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在抗日戰爭題材上找到了新的突破點。

曹明霞則側重于情感的現實書寫。在《日落呼蘭》中，她懷著對家鄉深深的愛來書寫抗日戰爭，沒有其他抗日題材小說模式化的痕跡，也沒有思維定式的約束，她所呈現的敘述空間，能夠給人以新鮮感。她在敘述中不去追求故事情節的連貫性，而是提供一幀幀的畫面，但讀者讀起來卻沒有碎片化的感覺，因為有一種情感邏輯將它們連成了一體。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作者在現實主義敘述上的突破。

在創作中把握好虛實結合

□郭寶亮（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河北作家應更多考慮，如何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上，運用新方式、新方法，為文學創作帶來新變化。

一方面，作家若固守成規就不會有所作為，他需要尋找到與眾不同的方式進行創作，在傳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也要思考如何與現代主義進行糅合的問題。以陳忠實《白鹿原》為例，在我看來，《白鹿原》是一部“大雜燴”作品，其中涉及文化主題、歷史主題、生命主題等多個方面，為讀者提供了多種的主題與價值期待，改革家、文化學者、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普通民眾等不同身份的讀者，都可以從中打撈出各自需要的東西。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中國大變革的時期，各種思想流派、意識形態逐漸進入公眾視野，這種“大雜燴”式的藝術創作與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態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見，一個作家要對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有所回應，要對歷史現狀有所把握，就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時代，全方位熟悉生活，既要對時代有宏觀的把握，又要對生活的角角落落有精細的觀察和深切的體驗。

另一方面，小說創作的虛與實是作家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河北作家擅長寫實，但也要注意在虛上做文章、下功夫，把握好虛實結合。真正的文學作品絕不是作家對實際生活的感覺、知覺和表象的簡單記錄或直接外化，而是運用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由真實引發聯想和想象，以有形表達無形。比如，《紅樓夢》在總體寫實的基礎上，有大量的虛幻內容，如神話、夢境、讖語等。作家在處理材料、結構作品時，將現實性描畫在虛幻的底布上，虛處不流于空疏闊落，實處不拘于纖毫畢現，虛與實相映，真與假相對，現實與荒誕相融合，從而使作品體現出亦真亦幻、非真非幻的朦朧虛幻美。虛實相生的藝術辯證法是中國傳統寫作理論的精華。希望河北作家在長篇小說創作中，能夠靈活運用虛實相生的藝術辯證法來處理情景關系，塑造人物，營構情節，創造風格，揭示主題。

抗戰題材小說創作的拓展與深化

□徐剛（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青年評論家）

結合河北作家的三部長篇小說——胡學文《血梅花》、劉建東《一座塔》、曹明霞《日落呼蘭》，我來談談河北抗戰題材小說創作在繼承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如何拓展與深化。

河北有著深厚的書寫抗戰題材小說的傳統，比如徐光耀《小兵張嘎》、雪克《戰斗的青春》、李曉明等合著《平原槍聲》等。胡學文、劉建東、曹明霞這三位作家的作品不約而同把視角落在抗戰題材的書寫上，但他們各自有不同的風格，帶給我們不同的啟示，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不同的探索方向。

劉建東的《一座塔》體現出他在藝術探索上的野心。小說在敘述上下足了功夫，特別講究語言的復雜感，這種表達明顯受到了先鋒文學的影響。

胡學文的《血梅花》同樣受到先鋒文學影響，這部小說最主要的特點是，嘗試引入了武俠文化。小說在敘事上借用懸疑小說的手法，章與章之間，每章內部的節與節之間，兩兩構成一種雙線的對位，順敘與補敘交叉，不斷拋出新的謎團，又不斷將謎底延宕；即便像柳父與梅花黨的淵源這個關鍵的情節點，小說也只點到為止，并未像傳統小說那般交代清楚來龍去脈。這樣的處理使得小說從始至終都有一種靠懸念和解密驅動的敘事勢能?！堆坊ā方o讀者的第一感覺是它的傳奇性和戲劇性，小說中的柳東風和柳東雨兄妹在父親的熏陶下，練就一身打獵的好本事。國仇家恨之下，他們以飛刀為武器，周旋于日寇的圍捕中，并在每個被他們獵殺的鬼子頭上留下梅花的印跡。坦白說，這種情節固然引人入勝，但也讓人無法堅信。不過，通讀完小說之后，讀者并不會有被雷到的感受，因為這些略顯夸張的藝術想象是附著于歷史記憶的骨骼之上的。

相比之下，曹明霞《日落呼蘭》的歷史感更加強烈，她為我們提供了更加真實可信的歷史細節。作者顯然不是在單純地講述一個歷史故事，她選取一段特殊的時代背景，將人生與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使身處呼蘭河畔的人們的生存情態與日軍入侵的艱危局勢互相映照、碰撞，并由之呈示出那些原本安于現狀的個體生命的不同選擇和不同命運。在縱貫整個偽滿時期的沉緩敘說中，作品從字里行間揮發出它的某些史詩性。小說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從14歲到28歲的洪慶山勤勞能干，善良仗義，又膽小怕事。他是家庭的頂梁柱，也為日本人干活掙錢。他拒絕加入憲兵隊當特務，也不肯進山加入“山林隊”，他只是希望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實實過日子，誰也不招誰，誰也不殺誰”。最后，在患難中與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兒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與日本姑娘純子一起度過剩下的日子。小說在歷史的縫隙中，打開了豐富的情感空間，使讀者看到了超出既有想象的歷史敘述。小說既有可讀性，又有傳奇色彩，既有歷史感，又有人性的深度，無論作品的內涵還是藝術表現，都富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