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窯水仙盆(故宮藏品)

乾隆詠瓷詩(故宮藏品)

“玩物喪志”的“玩”字，不知作何解？ 《新華字典》 釋為“觀賞”。《現代漢語詞典》 則是將“玩物喪志”解釋為“沉迷于玩賞所喜好的東西而消磨掉志氣。”觀賞或是沉迷于那些賞心悅目的東西，會讓人喪失進取心？ 這話聽來有點匪夷所思。先說古人吧，明代大畫家董其昌，對字畫古董的癡迷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喜歡古董，著有 《古董十三說》，將古董分成四類十一種，逐條加以解說。但他玩物沒有喪志，反倒是消閑吐納，大有奇悟，書法繪畫的技藝和境界在賞玩過程中，得到極大的提升。政壇要人如清代乾隆皇帝，真稱得上是大玩主。他喜歡寫詩，一生創作四萬多首，差不多每天都在寫。他又喜歡收藏，對瓷器尤為鐘愛，單詠瓷詩就有二百首，還讓人將他的詩句刻在瓷器上，流傳后代。如此的愛物玩物，似乎也沒有影響他對社稷江山的全面掌控。至于今人，王世襄和張伯駒先生對于器物的賞玩和沉迷，豈止是沉進去了？ 可以說是物我兩忘，天地同輝，玩出了生命境界。他們捐獻的珍品，如今已成為各大博物館最搶眼的展品，他們的生平事跡，也被當作最具風流的勵志故事，流傳于社會。所以，玩物與喪志的捆綁，實在有點勉強。生活中有一點點愛好，有一點點雅趣，對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言，無疑增添了豐富的色彩。

賞玩的小玩意兒看似閑雜無用，其實有自己的逸趣和生命價值。賞玩之物，大都是長期積累，偶爾得之。換句話說，一件賞心悅目的物件背后，總堆積著諸多神奇的故事。陸文夫先生在 《得壺記趣》 中，記錄了他花八毛錢在蘇州的古玩商店購得清代制壺大師俞國良的名品塢灰魚化龍壺。而女作家張潔更是神奇，在北京大街的地攤上，用120元錢買入兩把紫砂壺，其中一把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大彬壺。這些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真的就發生在這些文人雅士身上。至于說他們是收藏，還不如說是喜歡，或是說是雅趣好玩更妥當些吧。現代文化人中，喜歡雅玩的，不在少數。去巴金故居，見一套骨瓷咖啡具，赫然醒目地擺放在客廳櫥柜里，說明主人生前是喜歡這類東西的。去桐鄉石門豐子愷的緣緣堂，見到一只黃釉茶盞展示在那里，那是抗戰結束，豐子愷先生特地從臺灣帶回的紀念物。茶盞小巧精致，別具一格，十分討人喜愛。睹舊物，思故人，游客見到茶盞，一定會聯想到那位飄逸多才的緣緣堂主人的雅趣。到北京參觀茅盾故居，茅盾晚年工作的寫字臺上，放有一只青瓷筆洗。筆洗素雅樸實，高貴而不搶眼，大概是清末民初的東西。寫作勞累之余，看一眼青瓷筆洗，想來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去張元濟后人張人鳳先生家，見客廳有三件瓷器。玻璃櫥里放著兩件，一件是豇豆紅琵琶式小尊，另一件是鈞瓷玫瑰紫釉雙耳罐。主人告訴我，這是張元濟先生1930年代去廬山避暑時帶回的，估計是景德鎮制品。而墻上掛著的瓷盤，是1905年張元濟先生周游世界時，從歐洲帶回的。這些文化人的家居擺設中，都有瓷器相伴，說明賞玩瓷器的風尚在文人雅士中間是流行的，并沒有人會因此而擔心“玩物喪志”，更沒有人在購買這些小物件時，會考慮今后增值多少的問題。現代文人中，有玩得比較投入的。閱施蟄存先生的回憶文章，知道他抗戰時在昆明，曾一度迷戀收集各種瓷器小件和民間繡品。1950年代后，轉向碑牌拓片。但施先生留存世間的遺物中，似乎沒聽人談及他的舊瓷與繡品，倒是他收藏的拓片，據說打包拍賣，為一些民間藏家所獲。而晚年的沈從文先生有專門的研究瓷器的文章，如 《談瓷器藝術》 和 《中國古代陶瓷》，收入他的考古論文集 《花花朵朵壇壇罐罐》。1949年后沈從文先生徹底轉向考古，瓷器或許是他選擇的第一個研究方向。他不僅將家里的古瓷捐贈給北大的陳列室，還給北大博物館學專業的學生，講解瓷器。沈從文先生對中國瓷器的印象是“各極其妙，美不勝收。”那種歡喜和欣賞之情，溢于言表。或許在那個大難臨頭，精神極度困惑的時刻，沈從文先生只有從瓷器這類玩物中，還可以尋求到一點安慰和精神寄托。

瓷器之類物件，是可以游心怡神的對象，自古以來文人雅士都喜歡它們。但這類收集與今天的所謂收藏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常常聽到一些人在問，好東西收了不少吧？ 還有的干脆說，增值了吧？ 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除了與鑒寶有關之外，與賞玩其實沒有絲毫的關系。鑒寶的要點在于聚寶發財，而賞玩的意義在于欣賞和愉悅。讀者所熟悉的施蟄存、沈從文先生，名家字畫和古瓷佳品也有收集，但并不見他們因為收有古瓷或一些所謂的古董而變得大富大貴，相反，他們的生活始終如一，與富貴沾不到一點邊，真所謂富貴于我如浮云。他們沉湎的是那個精彩絕倫的審美世界，尋求的是無窮無盡的人生樂趣。如果沒有這種樂趣的支撐，或許他們的藝術生命早就走到了盡頭。所以，賞玩與其說是玩物，毋寧說是賞玩者自己的人格志趣的內在激勵和無限寄托。讀書人要守得住寂寞，但這寂寞不是枯寂無聊的生活，而是擁有賞玩在內的諸多豐富的生命體驗。鄧之誠先生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教授，是現代文化人中收藏較豐的一位，生前著有 《古董瑣記》。在他身后出版的日記中，常可見他代人鑒定字畫古書，或托人買賣古董的事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古董的珍愛，以及抗戰時為解生活之急需，出售自己的心愛之物等內容。如，1934年12月4日，傭人打碎他的宋官窯盤口紙搥瓶，讓他惋惜不已。1944年3月25日，清理出玉器和舊瓷十多件，托人代售，以接濟家用。1948年4月5日，陸志韋來訪，談瓷。次日，有朋友請他欣賞汝窯八卦小瓶。這些來來往往有關古董瓷器的記錄中，有時也涉及買賣和錢財的問題，但通觀所有的日記文字，你不由得對鄧之誠先生這一輩讀書人表示欽佩。他們玩物，但不被物所泥，手中經過的寶物無數，但從來沒有窮兇極惡的貪欲。賞玩，在他們那個時代，是讀書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滋養他們個人學養和精神氣質的文化來源。

朱光潛先生在1930年代撰寫的散文 《后門大街———北平雜寫之二》中，記錄了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看書寫作，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后門大街去走走看看，因為那里有十幾家古玩店和幾家舊書鋪，時常可以淘到一些瓷器、古書，那些東西可能值不了多少錢，但到手時的高興卻是他所追求的。而沈從文先生在 《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一文中總結自己的人生體會時說：住家附近是前門外一條小街，那里的幾百家古董店，就像是一個一個的小型人文博物館，帶他走上了歷史研究的道路，“在人家不易設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學懂了不少我想學習的東西。”相比之下，這樣的生活對于今天的文化人而言，是有點陌生了。不僅舊書鋪、古玩店這些舊時的人文風景在今天的大學周邊完全消失，而且，對于今天的讀書人而言，可能寧愿去嘈雜的餐館、酒吧和各種聚會場所，也不愿去光顧瓷器店、博物館和文物商店。今天的讀書人的確是普遍不玩物了，但文化人的“志”是否比前人更堅定了呢？

2017年6月寫于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