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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剛剛“解放”出來工作的王鐸（前排左二）和家人在一起。資料圖片

王鐸，又名王振鐸，1912年出生于遼寧省海城縣一個農民家庭。從延安民族學院從事民族教育領導工作開始，他和內蒙古的情誼綿延60載。他以赤子之心，滿腔熱血，奉獻于大漠草原，山川河流，一往情深。

1929年，王鐸在遼寧營口師范中學師范班學習，畢業后，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小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后，王鐸流亡關內。1934年，他就讀于北平東北大學邊疆政治系。

1936年，王鐸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參與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成為東北大學學生運動的主力。1937年12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8月，王鐸來到延安，上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年，他被分配到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民族研究室工作。1939年至1941年春，他兩次到伊克昭盟進行社會調查和文化考察。

1939年12月至1945年，王鐸歷任延安陜北公學蒙古青年隊指導員，蒙古文藝考察團團長，陜北公學民族部主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處副處長、秘書長，城川民族學院副主任。

王鐸在陜北公學蒙古青年隊任指導員時，年僅13歲的布赫是青年隊的學員。“他既是我們的老師，也是我們的‘家長’。他真誠、熱情、無微不至地關懷和循循善誘地教育，在我們年輕的心中埋下了最初的革命火種和樹立了最早的做人標準。”布赫曾回憶說。

蒙古青年隊的學員主要是從土默特來的蒙古族青年。學院除了開設政治文化課外，還單開設了蒙古語文課。有的蒙古族學員對學習蒙古文、蒙古語不積極，說：“我們是來學打日寇、鬧革命的本領，我們的家鄉蒙漢雜居，不會蒙古文、蒙古語，回去一樣做工作。”針對學員中的這種想法，王鐸說：“我們作為有志于革命的蒙古族青年，不能只想土默特這么個小地方，應當想到整個內蒙古地區。要準備為整個內蒙古的解放和建設事業而斗爭，而工作。”

延安大生產中，王鐸在燒木炭、開荒、打窯洞中模范帶頭，任勞任怨，組織大家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有領導在大會上表揚王鐸是“我們的駿馬先行”。王鐸謙虛地說：“不敢當。我是老黃牛，是馬前卒。我只是完成了黨分配給我的任務。”

1944年冬，黨中央為迎接抗戰勝利，加強軍隊建設，決定在延安成立炮兵學校，號召各界青年入校學習。延安民族學院教職工積極響應，紛紛報名。蒙古族學員李存義、塔拉也報了名，成績合格被錄取。在準備入學時，王鐸卻反對兩人去炮校，引起爭論。王鐸力排眾議，說：“少數民族干部是黨的掌上明珠，不可等閑視之，‘機關槍不能當步槍用’！”李存義、塔拉因此沒有去炮校。新中國成立后，李存義、塔拉均成長為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

1945年6月，王鐸任綏蒙政府秘書長兼秘書處長、教育處長。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他歷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理宣傳部長、內蒙古黨委委員、中共錫察工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內蒙古人民自衛軍騎兵第十六師政委等職，參加領導了解放內蒙古的斗爭。

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王鐸當選為自治政府委員。之后，他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工作委員會委員、自治區秘書長。

新中國成立后，王鐸歷任中共內蒙古分局委員、組織部長，內蒙古東部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等職。在烏蘭夫的領導下，他親身參與了自治區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和轟轟烈烈的建設工作，兢兢業業、勤懇耕耘。

“文化大革命”中，王鐸受到殘酷迫害。之后，他站起來，依然精神煥發。作為自治區黨委常務書記，他參與領導了內蒙古的撥亂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改革開放。他還擔任了首屆內蒙古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以古稀之年奉獻于內蒙古改革開放之大業。

1996年至1997年，王鐸身體每況愈下。他的夫人周吉回憶：“他每天仍照常工作，寫文章，讀書看報，接待客人，忙忙活活，和往常一樣，我以為他還很好。誰知，他造血功能出了問題，鼻子出血、皮下出血、尿中帶血。等我和孩子們注意到，他住院時，已然晚矣！”

1997年，正值內蒙古自治區成立50周年大慶，半個世紀與內蒙古同悲同苦、同喜同樂，王鐸倍感振奮。盡管已病入膏肓，羸弱至極，但他仍執意參加幾項重大活動。而后他回到醫院，躺下就再也沒有起來，20天后辭世，終年85歲。

布赫在王鐸誕辰100周年時作文回憶王鐸：“王鐸書記幾十年在自治區主要領導崗位，位高權重，卻從無架子。他重實際，不說空話，不擺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他平實樸素，對人謙虛和藹，可親可近。他樂于結交普通人，樂于幫助有困難的人。種地的，放羊的，燒鍋爐的，掃院子的，送牛奶的，送報紙的，開車的……這些朋友見識的，是王鐸同志的精神，是王鐸同志的友善、和藹、博大的胸懷，是作為領導者的王鐸，也是作為普通人的王鐸。”

自己動手寫報告、文稿，是王鐸一貫的作風。內蒙古檔案館至今保存著自治區初創時期王鐸的不少報告稿，蠅頭小楷，工工整整，一頁一頁發黃的紙透著歷史的清香，體現著王鐸做人、做事嚴謹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