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也 斯

陶 然

董啟章

潘國靈

韓麗珠

謝曉虹

唐 睿

香港一向以商業化大都巿的形象示人，時尚文化成為潮流，卻并沒有因此而失卻文學的空間。回歸20年，香港文學始終自有光芒，值得細加品味。

20年來，香港社會環境發生很大變化，港人的生活形態、生存狀況、社會意識以及標志性事件都在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概括地說，香港小說在現代商業文化的叢林下自成蹊。香港小說在內容題材方面譜系繁多、意象駁雜，有社會世相的揭示，也有個體生命狀態的呈現；有地方記憶的回溯，也有都巿漫游者倉皇無地處境的表現；有情色的書寫，也有疾病的隱喻。敘述美學也是形式多樣，有傳統寫實筆調，也有魔幻筆法，更不乏后設實驗。總的來說，回歸20年來，香港小說多姿多彩的創作風貌為“我城”書寫增添了新的維度，也有一些創作現象值得探討。

食物的隱喻：香港味道

說到20年來的香港小說，也斯的《后殖民食物與愛情》無論從時間或是從象征意義，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起點。作品發表于1998年4月，即香港回歸后幾個月，是香港歷史新篇章中的一個重要小說文本，響應了某種歷史經驗，且以“食色性也”的方式來想象與言說。對于這部作品，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殖民與后殖民，甚至試圖從中品讀出微言大義。《后殖民食物與愛情》圍繞著“我”與一班朋友“搵食”的經歷，真實細致地展現出港人的生活方式——食的庶民文化，同時也扣連著“九七”回歸及后殖民年代的社會世相。作者以“食物”作為切入點，進入香港尋常百姓家，出入茶餐廳乃至高級食府，游走于橫街窄巷，展示香港人真實的生存狀態，品味地道的香港味道，但又讓人聯想到社會的嬗變。也斯晚年執著地追尋“香港味道”，這不是從理念出發去圖解香港，他在《后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后記中一言道破了“食物”的符號作用：“食物總連起人情，連著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想象。”也斯另辟蹊徑，為我們認識后殖民時期的香港社會提供了別具意趣的視角。也斯說：“小說首先是書寫的藝術，不失閱讀的樂趣，可以整理出想法來，卻并不是依據一套觀念寫出來的。”這確實是創作的真義，體現了藝術創作的本質。

也斯的小說創作經歷了一種“回歸”，即由現代主義的探索、實驗，向傳統寫實技藝的回轉，以貼地的方法講述故事，著實是其創作理路的一大飛躍。對此，也斯有一番夫子自道：“每當我寫作，為什么總得面對理論的干預，為什么理論變成壓抑性的概括，理論帶著它的偏見，否定我們的探討，把我們復雜的文字放進它們容易消遣的小框框里，失去了原來豐富的意義？” “對我來說，當然是由于我在這地方長大，很想理解這地方的問題，是什么形成了大部分人主流的意見呢？是什么歷史令那么多人帶著偏見的看法呢？我在面對種種偏見中長大，想去理清問題，觀察不同的人生，去想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而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斯的“港味”作品及創作理念，似乎為我們考察20年來的香港小說，提供了一個坐標。

“咬著自己的尾巴書寫”

深受歐美文學濡染的香港文學，都以生命的勘探、靈魂的拷問為能事。欲望、肉體、生命，就成了糾纏不清的話題，成就了無窮的書寫空間。

董啟章的《衣魚簡史》寫“我”到藏書庫查找史料，對圖書管理員“維”產生性幻想。兩個書癡因書結緣，女子的祼體讓“我”聯想到“衣魚”，“衣魚”即書中的蛀蟲——應和了廣東話“書蟲”（書癡）之意。作品中的女孩復述父親的一句話，泄漏了這個迷離故事的意旨：“衣魚在傳統里是讀書人的敵人，因為它破壞了書，但是現在像他一樣的讀書人卻都變成了衣魚，靠著把書殘余的能量吃回去來生存，直至有一天把書都吃完，世界再沒有書，衣魚也沒書可吃，人們就可以安然地把書和衣魚忘記了。”作品體現了董啟章以具象、寫實的筆觸詮釋概念和書本經驗的創作風格。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本身也是“衣魚”，寄書本而生。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香港當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如昆南、潘國靈等，都有“以學問為詩”的特點：從理念出發，開掘本身的內在資源，嚙啃典籍和身心，這類創作或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咬著自己的尾巴書寫”。

昆南上世紀50年代進入文壇，60年代初出版長篇實驗小說《地的門》，至今已逾半個世紀。昆南的創作一向以現代主義的先鋒藝術形式呈現，追問存在的意義，執迷于情色生死的探究與反思，顛覆世俗的道德觀和凡夫俗子的眼光。如《旺角記憶條》，憑著“云”的思緒流轉，展示一段纏繞不清的多角男女關系，借記憶的回溯，揭示藝術人的私密空間，呈現旺角的種種面相。

潘國靈是“給寫作附魔的人”，對文學有宗教般的虔誠，寫作也成了其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他的小說有一種“病氣”，是一種典型的疾病書寫。《給寫作附魔的人》中的“游幽”與其說是小說人物，不如說是潘氏自己的化身。這個寫作者“吸吮書葉以療饑”，“以文字書寫作生命的放血治療”和“自我贖救”。他的《分裂的人》，表現人的二分狀態，“我”與“你”是生命的共同體，“我”是外在的存在，而“你”則是蟄伏在靈魂中的另一個自己，會時不時地慫恿“我”做出不合禮數或社會規范的行為。作品叩問的是靈魂，探討的是生命、存在、性別的內在困惑，是思辨化的、意念化的，我稱其為思辨小說。

通過這種追問內在的寫作，香港小說加深了對“人”的認識，但我也有一個疑惑，不少寫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那么“人在何方”？目光只盯著自己，只在私我處挖掘的寫作，又與“人”何干？

魔幻的空間：都巿幽靈

魔幻是香港小說的另一個面向，自西西、也斯于上世紀70年代開風氣之先，奇幻敘述已成香港小說的一大傳統。

在香港當代創作人中，韓麗珠、謝曉虹都是港式魔幻派的傳人。她們的創作風格相近，還合寫過一部《雙城辭典》，在書寫上不乏交集，過從甚密，有不少可以相提并論的地方。

韓麗珠、謝曉虹不是在寫實之路上亦步亦趨的作者，而是長著翅膀的都巿漫游人，作品都帶一點鬼氣森森的病相，呈現的都是一些靈異的世相。這當然與她們的美學觀有關。她們的創作驅動力來自意念和想象，寫作路數也十分接近，只是在格調上一灰一黑。

韓麗珠運筆表現都巿人生的疏離、隔膜，筆下的人物大都像魅影。從創作基調來看，她的作品大都是“灰色敘述”，《寧靜的獸》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這個作品中的“我”是個報紙編輯，但作者刻意模糊人物形象，以陌生化的筆法來呈現她與周邊的關系。“我在樓梯間碰到認識的人，雖然不認得他的臉，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確實是跟我同在那個工作間共事的人”。冷漠的心理、疏離的關系、孤獨的狀態，這就是“我”的生存空間，這是一個自我隔絕的世界，“我”只生活在我的意識里，形象也極為模糊，沒有社會角色、沒有肉身，只有一個虛幻的人形。這種灰色的書寫，只滿足于一種夢囈般的自言自語和自我意識的投射，無意于人物形象的立體刻畫，也無意于外在社會、歷史環境的呈現與反思。

謝曉虹的創作可以“黑色敘述”命名。她的小說大都充斥著怪誕而暴虐的內容，筆法魔幻，書寫時如處于夢游狀態，完全打破了時空的界限，現實與記憶交相迭現，過去與現在隨意穿插，運筆行止自如。照理，這樣的敘事總不免有幾許歇斯底里的錯亂，但在她的筆底，卻徐緩而冷峻。

謝曉虹的“黑色敘事”除了內容的暴虐、風格的冷酷，一大特點是表現生命的倉皇無著與空虛，今昔莫辨，真假難分，如她的早期作品《旅行之家》《理發》，已體現了這種趨向，表現現代人尤其是都巿人生的荒蕪；更能體現“黑色敘事”風格的，當數《頭》與《幸福身體》。前者講述一個換頭的故事，兒子阿樹的頭不見了，父親阿木把頭給了他。“阿樹（阿木？）微微發紅的頭顱看來欣欣向榮”，意味著父親的意志主宰著兒子的身體。父親發現兒子“漸漸遠離了他”，接受了“與他人相似的思維方式，而且走進了他們的世界”，“漸漸不再相信他的話”，這是何等失落？但最終父親還是重新占據了兒子的身心。為什么父親會這樣做？在小說的結尾揭開了謎底，阿木在兒子未出生時把耳朵貼在妻子肚皮上，以手指輕輕觸碰，發現“第一次以聲音與觸覺感受到真實，那甚至要比從鏡里看見自己更為真實”。

香港的作家不太以文學形式介入社會、對公共議題做出積極響應，有時失之于“貧血”，缺少了文學應有的血性。在這樣的創作環境里，李維怡可算香港文學界的一個異數。她是一位社會意識頗強的作家，以《那些夏天里我們的蛹》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于2009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行路難》。她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會事件，目光投向巿井小人物，見證社會體制對個體的輾壓，揭示“我城”種種社會歷史事件的投影，以及個體生命的傷口與創痛。

人間的情懷：生命氣息

如果文學只剩下技術，沒有了情感，沒有了精神，于世何益？在近年的香港小說中，黃碧云的《烈佬傳》、唐睿的《Footnotes》等作品，讓人看到了文學對人世間的關懷。

唐睿的《Footnotes》是當代香港文學中一部不可忽視的佳作。小說如同一部文字記錄片，回放出上世紀80年代香港底層社會一隅——安置區的生活畫面。作品滿載兒時記憶，重現了80年代的平民生活、小區風情，無疑是香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作者的敘述筆調平實自然，坦誠生動，不做作、不煽情，最可貴的是具有真誠的文學品性，沉著內斂。

《Footnotes》有兩大可貴特質，一是“真”，一是“有心”。“真”即真實的生活記錄與真摯的感情。安置區只是香港不起眼的一角，但其中映現出的人生百態是香港底層社會的縮影。作品寫出了民間社會的人情世故，充滿人情味，筆調又富于情趣，是不可多得的巿井浮世繪。“林立在安置區周遭的屋邨大廈就像一個個崖岸，每當一幢新的大廈在安置區附近落成，安置區就往下沉一寸。” 作品不僅如實呈現出平民的生存狀況，更道出外人無法想象的況味。“真”的另一個含意是筆底有情。《Footnotes》中，忠平叔家的細姐姐當輔警，在一次巡邏時遇到劫案中流彈身亡。“頭七過后，每夜巷子靜下來時，忠平叔的家就會隱約傳來忠平嬸的哭聲。這哭聲，一直持續了幾個月，就變成了咳嗽聲，然后，在幾個月過后，這咳嗽聲又變成了嘔吐聲，然而這嘔吐聲只持續了幾個星期，直到一個深夜，一輛救護車開進了區里。盡管救護車的鳴響響徹了整條巷子，訊號燈反復地擦著每一戶人家的窗戶，可巷子里沒有一個人跑出來。那夜，那些悄悄立在窗后感到遺憾的人，心里仿佛都懷著同一股默契，那就是對于那些不能用言語或行動來撫慰的人，我們只默默地讓靜默的時間降臨到他們身上，盡管，它從來也不。”這段文字飽蘊情思，筆力直透紙背。

作品的另一大特質是“有心”。從香港文學的書寫譜系來說，唐睿多少繼承了舒巷城的路向——平民的視角。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從一開始就有相當的自覺，為生民立言。正如他在后記中所言：“我希望他們都能借著《Footnotes》，在文字的世界里，覓得一處永恒的休憩或踱步的空間”，讓后來的人“找到”他們。相對于野心勃勃的歷史敘述，唐睿的創作姿態更為實在。他志在為邊緣一族留住見證，為“曾經這樣細膩而且豐盛”的時代留下記憶。他說得好：“如果香港是一本書，這部載著我們豐厚記憶的大書，應該在記錄一項項‘大多數’人的故事之余，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數’邊緣，甚至以外的人物與事物交織而成的《Footnotes》……”

黃勁輝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巴桐的《假發》、車正軒《和女朋友在旺角賣私煙的日子》、劉綺華《鯊魚》等作品中也充滿了人間氣息和生命色彩。黃勁輝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寫出了打工仔的悲辛，表現形式則富于幽默感、趣味性。當然，僅靠語言的詼諧生猛，還不足以入讀者法眼，該作品更有價值的“賣點”，是真實道出打工仔的悲酸，將不足以為外人言的處境寫了一個透。

有精神的寫作

香港文學的一大可貴之處是，有精神追求，直視社會與人生，不回避、不閃縮、不附和，而且形式多樣，手法層出不窮。

黎翠華的《記憶裁片》是一個關于城巿記憶的故事。故事采用拼貼的手法，將不同的記憶拼接在一起，似在轉動記憶的萬花筒，展現轉瞬即逝的城巿人生與事物。故事中的“我”是一個迷失者，又是一個追尋者。作品將思緒與現實對照，虛實結合。在“我”的意識中，“虛幻的世界像車窗外的風景，一片又一片地過去。舊家或新家，老街或新街，老城或新城，甚至歷史或新聞，都像樹葉那樣翻飛著，去而復回或一去不返”。這是一個迷失的都巿人，頻繁的搬家以及城巿的拆建，讓居于斯的人失去了根，以至于“我”只能憑照片去搜尋曾經擁有的舊物，來使自己的回憶具體化。這不是簡單的懷舊病，而是“失城”的惶惑、迷茫與焦灼。

陶然的小說創作一向關注物化社會的價值扭曲、人性變異，后期的作品依然對社會世態保持觀察與省思，如《出頭》講述一對夫妻在東南亞海嘯中大難不死的故事，并借此揭示和譏刺香港世俗社會的巿井意識和庸俗價值觀。

周蜜蜜的小說關注世態人情，擅長揭示都巿眾生相。《蛇纏》透過一次討論改編《白蛇傳》的編劇會議，從電視女編劇何靜被“蛇纏”“蛇咬”的經歷，道出了一個道理：“他們的欲望，他們的愛戀，他們的妒恨，他們的情感起伏變化……全都和時下活著的人們無異。或許你和我都認識、都熟悉，相互之間糾纏不清、變幻無常，就有故事。”

黎海華在《異化的城巿拼圖》一文中說：“香港作家對尋常事物或偶發事件陌生化的本領駕輕就熟，別有意圖，形成另類看事物的角度。”這是十分準確的評斷。香港作家在敘述方式上大都擅長陌生化技法，或以時空轉換為能事。但當代香港小說的一大特點是人物符號化，形象模糊。縱觀20年來的香港小說，像“酒徒”那樣可以立在讀者面前的人物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當代香港小說的遺憾。

文學具有秉持真理、追求正義的屬性，但更應做深入的人性探究，曲盡幽微；文學固然需要天馬行空的想象，卻也應直面生活的沖擊、時代的洗禮。我希望，香港文學是有精神的寫作，而不是避世的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