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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5日，米歇爾·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距今整整33周年。然而，時至今日，人們仍熱衷于談論著他，一如他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文化圈內，談論米歇爾·福柯永遠不會遭遇冷場。每個人眼中似乎都有一副福柯的樣貌，有人將其視作離經叛道的批判者，有人從他的思想中找尋西方傳統的脈絡。即便沒有讀過任何福柯原著的人，也會在腦海中浮現出“光頭、眼鏡、高領衫和夾克”的典型模樣。倘若希望了解福柯及其一生的思想，《福柯考》無疑是一本短小精悍又不失專業的導讀，專業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都可以從中一窺究竟，找尋到一副相對完整和平衡的面貌。

自1970年入選法蘭西學院之后，福柯幾乎每年都要開設一門主題全新、內容獨創的講座課程。兩個階梯教室，300個座位，常常要容納近500名聽眾。“福柯健步走進教室，好像某個人一頭扎進水里，他穿越人群坐到講臺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麥克風，放下講稿，脫下外套，打開臺燈開始講課，一秒鐘也不耽擱。”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國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作為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知識型、權力、知識考古學等觀念對之后直至今天的社會科學影響深遠。

從第一期“認知的意志”開始，講座一直持續到福柯離世，占據福柯整個人生的四分之一。福柯正是在這些講座的基礎上，相繼出版了《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重磅作品。這些作品在學界掀起轟動尚未消退，福柯又一改原先的研究路徑，實現了對自己的華麗轉身。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無論是思考的主題，還是研究的歷史時期，均發生了巨大轉變。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多大程度上與他不拘世俗的生活方式相互糾纏，隨著福柯1984年突如其來的離世，最終化為一道難解的謎題。

批判研究

“知識、權力、主體”

熟知福柯的讀者不會陌生，福柯一直徘徊在瘋癲、醫學、監獄等人類社會的邊緣領域，試圖以講述歷史的方式描繪出我們曾經是誰、我們如何形成了當下的自己。瘋人被正常社會隔離的歷史、臨床醫學的誕生以及它塑造疾病經驗的歷史、監獄對肉體和靈魂進行規訓與重塑的歷史——這些散落在歷史的角落、幾近被遺忘的細枝末節，雖然看似微不足道，其中卻隱藏著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以及我們重新發現自己、改變自己的巨大可能。

“知識、權力、主體”這三個概念，構成了理解福柯最重要的三把鑰匙，而在福柯的語境下被賦予了全然不同于傳統的意義。歷史如何構建了某種“知識”？微觀的權力如何支配著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肉體和靈魂技術，進而塑造著個人的行為規范？建構的知識和無處不在的權力又是如何決定了個體的存在方式，形成了我們現在的樣貌，組建了現代意義上的主體？

福柯對于這三個概念的顛覆性詮釋，成為后來追隨他的學者屢試不爽的思想利器，無論是用于文學批評，還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福柯式的視角總能讓研究者獲得不同尋常的批判視角。

福柯視其為他的“第一部著作”。社會科學研究中被引最多的25本書籍，這本書和《性經驗史》均位列其中，福柯也成為唯一一位有兩本著作同時上榜的學者。

尤其是“知識—權力”這套組合拳，為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對話語實踐進行譜系學分析，可以幫助研究者在梳理知識的形成時，避免落入科學和意識形態的兩難推理；對權力及其支配技術的分析，不會讓研究者輕易做出簡單判斷，認為權力要么是一種控制，要么僅僅是一種假象。“知識—權力”無疑成為福柯追隨者倍加推崇，也最具批評力的思考工具。

極限體驗

“性”探索之旅

從性經驗史這一主題開始，福柯的態度悄然發生變化。他從70年代起在美國加州展開的諸多身體上的“極限體驗”，以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激進的方式，探索著快感享用和感官經驗的邊界。

上世紀70年代，福柯應加州伯克利大學邀約多次赴美講學，在這塊被譽為“嬉皮士運動發祥地”的樂土上，以極大的熱忱，融入數萬名與他一樣渴望反叛正統文化的男同性戀群體，投身到夜總會和公共浴室蔚然成風的濫交和群居生活當中。

一部完整記錄了福柯的人生，文筆流暢，令人百讀不厭的學術類傳記。作者沿著福柯的生命軌跡，對其絕大多數作品做出了自己的詮釋，作為一名斗士的福柯形象呼之欲出。

LSD（致幻劑）、鴉片、S/M（施虐-受虐戀），福柯在加州的極限體驗給他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快感，也沖擊著他講述歷史的視域和維度。1976年，以“性”為研究主題的《性經驗史》第一卷出版，延續了他一如既往的話語分析理路，探索“性科學”話語塑造之下的“性經驗”如何一步步與“性愛技巧”相脫離。

他想揭露出，當代性話語的激增，實則是另一種形式的性壓抑。在福柯看來，如火如荼的同性社會運動是對某種被歷史歸為正統的“性規范”的挑戰。人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去解放肉體感官的欲望，而應當建立一種不以某種性規范為基礎的、一般意義的快感系統。他希望人們談起同性戀者時，就像談起獨身者一樣自然。

《性經驗史》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福柯1984年去世前不久出版的。第四卷的寫作基本完成，因為福柯拒絕死后出版任何書籍，家人依據他的遺愿，至今未出完整版。

然而，《性經驗史》后五卷卻遲遲未能按計劃出版，他不停重寫手稿，因為其想法早已發生改變。在他臨終前為后三卷出版所寫的內容概要中發問：“為什么性行為，為什么屬于性行為范疇的活動與快感會成為倫理學關心的對象？為什么在不同時期這種對倫理學的關注顯得比人們對諸如滋養行為或履行公民義務之類的個體或群體生活的其他領域的關注更重要呢？”

福柯想要追問：為什么自古以來，道德緊盯“性”事不放？人們為什么不多關注一下其他領域的倫理問題？他意識到，性的主題存在于西方漫長的歷史傳統中，如果不對現代的欲望主體進行一種歷史和批判的研究，從事一種從古代發端的譜系研究，那么就無法對現代西方“性”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真正的分析。

最終關切

“說真話”實踐

由此，福柯人生最后幾年轉入對自我治理問題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他早年對于“權力”問題的癡迷。從“性經驗史”開始，到“照看自我”，再到福柯人生中最后一個研究主題“說真話”，福柯從現代轉向古代（尤其是古希臘），返回到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他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進行了一番全新的考察。在這些考察中，原先無處不在、從消極層面支配個體的權力與技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積極的“治理”概念，是古代人在各種生活實踐中，針對自身主動展開的一整套治理原則和技術。

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后一期講座“說真話”研究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的。承繼對于性的關切，晚年的福柯另辟蹊徑，找到了這個貫穿古希臘歷史，頗具價值卻又鮮有論及的主題。他遍歷古希臘多部經典，從歐里庇得斯的《伊翁》，到柏拉圖的《書信七》，從《申辯篇》《拉凱斯篇》，到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展現了伊翁、西西里僭主狄奧尼修二世、蘇格拉底、犬儒主義者等一系列古希臘主體在政治生活、倫理生活中對“說真話”的理解與踐行，其中尤以蘇格拉底的形象最為豐滿生動。

在1983年伯克利講座的總結性評論中，福柯講到，研究說真話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理真理的問題，而是為了研究說真話的人，或者說真話這個行為。他要通過說真話的重要性、誰能夠說真話、為什么要說真話等問題，挖掘出稱作西方“批判”傳統的根源。而這一傳統的源頭不是別的，正是蘇格拉底的“說真話”實踐。

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后演講的結集。“說真話”作為古希臘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一項特殊的“言說真實的話語實踐”，是福柯英年去世之前最后一項未竟的研究，是福柯畢生思想的總結性表述。

從這個角度來說，“說真話”在福柯整體的思考中占據一種拱頂石的位置，在這一研究中，福柯早年的“知識、權力與主體”三條軸線得到了重寫，分別以真實話語的實踐、自我和他人的治理、主體的自我構造這三個主題，在古代人的政治實踐以及自我倫理實踐中呈現出來。而所有實踐的交匯處，是哲學的“說真話”，它作為一種批判傳統的哲學實踐，或許才是構筑在理性主義之上的整個西方哲學史失落的真正瑰寶。

最后一年法蘭西學院講座的第一堂課上，福柯對臺下的聽眾說：“我病了，我真的病了。”誰也不曾料想，在短短四個月之后，福柯就突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后來，當艾滋病逐漸進入公眾視野時，人們方才意識，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者之一，同時也是最激進的生存美學踐行者，罹患的竟是如此駭人聽聞的疾病。或許這種死亡方式正好與福柯不受世俗羈絆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呼應，他用自己的死亡，為一個“說真話”、真誠面對生命的不朽形象畫上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