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黃永玉對楊先讓說：“我一定要寫你。”

2011年創作彩繪作品《家園》

雖然“嚷”出了一個民間美術系，但是這個系建立之初楊先讓還是有點“心虛”，“我是學油畫的，后來搞了版畫，都是西方的藝術，民間美術我不懂啊，所以我要去考察民間美術的來龍去脈。”接下來的這四年，除了教課招生，楊先讓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去黃河沿岸具有代表性的8個省7個民族考察。用楊先讓自己的話說，考察完了，民間美術也“通”了。“以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傳統民族民間藝術，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豐富多彩，中國還因為封建朝代的長久延續，使得閉關自守的多民族文化一直延續至今。但是走到今天，中國正在面臨社會變革和民俗改變，民間藝術正處于消失的危險境地。”提起這趟考察，楊老的語氣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考察的時候常聽說誰誰誰的東西特別好，等我們灰頭土臉跟出土文物似的趕過去了，一打聽人死了，東西也跟著燒了，‘人死藝亡’，讓我們怎么搶救？傳統民間藝術瀕臨滅絕，這確實是我們親眼看到、體會到的。只好收集一點是一點。”即便如此，在田間地頭窯洞里，他和團隊還是捕捉到許多不知道哪天就會消失的民間藝術和藝術家，收集了近萬件民間藝術品，深入研究了剪紙、面花、刺繡、年畫、玩具等等，錄制了一部《大河行》的紀錄片，回來后出版了一本震傻了黃永玉的《黃河十四走》。

黃永玉在《天末懷先讓》里寫道，“《黃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筑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當一條新的脈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可估量”。還寫道，“他把近百年來張光宇、張正宇、張仃、郁風、廖冰兄這些前輩老大哥為中國民間美術實踐、奮斗、呼號，由于力薄勢單成不了氣候的凄楚處境，變成無限廣闊的燦爛局面。”

寫作非專長而是靈感爆發

1992年，楊先讓和妻子張平良退休后，前往休斯敦與兒子一起生活，夫婦倆人的彩繪、油畫、版畫、國畫、書法和民間美術作品分別在休斯敦的畫廊和博物館展出，還有多家大學邀請楊先讓去做講座，“我本來就是教學崗位上退下來的，大家喜歡聽，我也樂意講。我講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還有中國民間藝術，之后還講到中國美術界的名家，我的恩師徐悲鴻、齊白石、李苦禪、蔣兆和。人藝帶著《茶館》來演出，我就講老舍，講人藝，講焦菊隱，講話劇發展史。”

講座所到之處都是人滿為患，楊先讓自稱“受到鼓勵把其中的故事寫下來”，因為講徐悲鴻，他完成了《徐悲鴻——藝術歷程與情感世界》，而因為出版了《黃河十四走》和《中國鄉土藝術》精裝本，講中國民間藝術成為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活動。楊先讓說，在海外生活的那些年，辦展、講座和寫文章幾乎占據了他的全部生活。談起寫作，楊先讓會自謙說：“我是畫家，寫作不是我的專長，可是美國的居住環境寬敞安靜，會經常有感而發，往年腦子里儲存的一些零散的感性認識，會串聯起來，形成完整的思維，寫出來就是一篇頗好的文字。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常態吧！”

在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都是追憶逝去的老師、好友的，他寫徐悲鴻、李苦禪、羅工柳，孫多慈、江豐、彥涵，等等，這些文字里夾雜了許多感慨，寫到動情處他還會掉眼淚，“這些人的人品藝品我都看在眼里，沒有他們就沒有楊先讓。一會兒告訴我這個沒了，那個死了，我這么愛他們，能不想他們、講他們、寫他們嗎？”

四本文集 一個人的百年美術史

2008年，楊先讓從美國帶了一部分文稿回北京，準備出版自己的第四本文集，而這些稿子都是曾經在當地的報紙發表過的文章，后來他回國又陸續寫了一些文章，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工作的好朋友多馬建議將他的前三本文集再加上后來的文稿，重新編排出四本文集。

《我是島里人》是以楊先讓的經歷和家庭風云為內容，《三人行》是寫文藝界的人和事兒，《夢底波濤》是關于民間美術的一系列文章，而《我為主》寫他在國外的十幾年經歷。這套文集出版之后，被業內稱為“一個人的中國百年美術史”。值得一提的是，四個標題都經過好友黃永玉的“微調”，比如把原來的《良師益友》改成了《三人行》，把《吶喊民間》改成了《夢底波濤》，黃永玉還給四本書親自題字。楊先讓說，“美院那么多同學，我感覺真正能玩兒得起來的就是他，我們倆多少年沒見面，一見面絕對是無話不說。你知道黃永玉對我了解到什么程度嗎？黃永玉的閨女說，爸，楊叔叔的書您看了嗎，您就題字，黃永玉大笑著說，他的書我還用看嗎，不看我也能寫。”

采訪結束后，楊老拿出好幾疊寫滿了字的信紙遞給多馬，這是他為即將要出版的版畫集和彩繪作品集新寫的一些文字，洋洋灑灑兩萬字，上面還有不少涂涂改改，顯然是花了不少心思。妻子張平良的雙腿骨折，并未痊愈，他每天照顧妻子，還要買菜、做飯，折騰花草，剩下的時間就坐下來寫作。“每張版畫我都寫了創作過程，這樣就不是單純的畫冊了，一個人的特點就出來了。”邊說還邊給客人們續茶，勸大家吃櫻桃，“別的沒有，櫻桃管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