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六屆中國書法蘭亭獎評選自5月啟動以來，因為獎項設置及評審標準，引起許多書法家的“不滿”不絕于耳。根據征稿啟事，入選作品數量和獲獎作者名額大幅度減少；對入選和獲獎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書法技能的基礎上，將考量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這讓眾多書法家忿忿不平，影響巨大的蘭亭獎本該為書法家提供更多的入選和獲獎機會，入選作者和獲獎作者的數量不應該下降，反而要升高；一個書法展覽活動，何必考量書法家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難道書法家的技能不是書法家的基本文化素質嗎？

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結論南轅北轍。從表層來看，對新一屆蘭亭獎異議頗多的人也有自己的邏輯。書法家人數眾多，給書法家更多的成名機會，合乎情理。

但筆者覺得新一屆蘭亭獎對入選作品和獲獎作者的數量確定具有積極意義。既然蘭亭獎評選是專業性極強的競技性評選，就應該以精品意識予以統攬，其表現形式便是縮小入選作品和獲獎作品的數量。世界范圍內的文藝評獎，獎項的數量也是少之又少。試想諾貝爾文學獎評獎的數量從一名獲獎者增加到五名、十名，這個獎項必然會喪失公信力和權威性。同理，茅盾文學獎從四年一屆更改為每年一屆，其獲獎作品的價值必定降低，評選活動本身也會失去應有的魅力。

三年一屆的蘭亭獎評選活動初衷是為了評出好作品、推出好作者，以評獎引領創作，促進繁榮。但是，以往的“大鍋飯”思維，不斷增加入選作品的數量和獲獎作品的名額，導致書法家們“政績思維”的形成，日日想榮譽，天天盼獲獎，極大扭曲了書法創作應有的文化目的。當得知蘭亭獎的評獎結構出現變化，就急不可待地表示反對，似乎蘭亭獎評選的改革，會損害自己的利益。

任何獎項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與評選的公正、客觀，與獲獎的數量多寡密不可分。文學界某散文評獎獲獎作品動輒幾十篇甚至上百篇，屢遭詬病。甚至獲獎者不覺其榮，反覺其辱。道理不言自明，獲獎者過多，自然影響評選的質量，也不會讓讀者和觀眾產生敬畏感和認同感。那一紙獲獎證書，除了評定職稱，或者在世俗社會得到一點掌聲，沒有任何作用。

蘭亭獎評選對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的要求也引起熱議。文化素質果真重要嗎，道德評價是不是舊時代的求全責備？這兩個問題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

對于書法家文化素質的強調，是對當代書法創作的正當要求。書法藝術是綜合藝術，它與文學、文字學、金石學等學科聯系緊密。把書法創作僅僅理解成寫字、寫好字，不僅曲解了書法創作，對書法審美也是歪曲。一幅書法作品，書寫技能固然重要，但書寫文辭的選擇、生命情感與藝術創作的融通、創作過程的美學提升，左右著這幅作品的審美基調。陸游講功夫在詩外，其內涵就在這里。要求書法家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不斷增加中西方文史哲的知識，怎能理解成杞人憂天？一些當代書法家的文化素養不容樂觀，寫錯字，抄寫思想低下的文辭，裝神弄鬼，嘩眾取寵，儼然江湖道士。對這種行為的姑息，是對書法藝術的發展不負責任。因此，要警惕書法界低級趣味的流行，更要對這種庸俗的行為嚴厲批判。

傳統的藝術批評，道德評價是重要一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反思了道德評價的意識形態化，開始質疑藝術作品和藝術家道德水準的關系。那種人好作品就好、人壞作品就壞的邏輯推斷缺乏理論依據。中西藝術史不乏壞人寫出好作品，好人寫出壞作品的例證，但那不是主流，是漫長藝術長河中的支流，沒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更多優秀的藝術作品，一定是學識淵博、思想深刻、人格偉岸的藝術家們所創作。高貴的人格，對世事的真知灼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絢爛的情思，以他人為重的立場，才是創作出優秀藝術作品的前提。

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美國給你們什么，要問你們為美國做了什么。套用這句話，不要問書法給了我們什么，要問我們給了書法什么。不否定名利場的“名利”二字很重要，但比“名利”更為重要的精神力量更應該被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