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是當代文學一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它厚重的內容、豐富的意蘊，既是其他藝術形式改編、移植包括再創作的豐富資源，同時也給改編、移植和再創造設置了難度。從一般的改編來看，大體上有三種情況：一是完全忠于原著；二是基本或大體尊重原著的精神，保留原著主要內容的同時，又有對原著部分內容的改動，或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局部再創作；三是有選擇地擷取原著幾個人物及其故事，根據不同藝術形式的特點，進行改編和再創作。電視劇《白鹿原》的改編，可歸為第二種情況，基本尊重，略有改動和發揮。當然，作品中人物和情節某些地方的一增一減，它所體現的意義也會有所改變。它大體尊重原著的史詩品格，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內容，同時在原著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觀眾的心理需求和電視劇藝術的特點，對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情節進行了改寫和創造，在內容的某些方面作了開掘、深化和充分展開。總體上看，電視劇《白鹿原》思想上具有相當的深度，藝術上有感人的力量，具有史詩的氣魄，它的改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相當成功的。

史詩品格的追求，是《白鹿原》原著和電視劇的共同追求。陳忠實的小說試圖寫出“一個民族的秘史”，“秘史”就是心靈史，寫這個民族原本穩定的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結構”如何在“皇帝死了”之后，新的社會秩序將建而未建，白鹿原這個鄉土社會歷經軍閥混戰、革命、災荒、瘟疫、抗日、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歷史巨變和各種天災人禍，農村社會的歷史圖景和農民生活的變遷，重在展現農村兩代人在時代巨變面前精神與人格的守與變。電視劇《白鹿原》顯然也在追求此般史詩品格，它將白鹿原鄉民的生活與清亡以來社會的巨變緊密結合，清晰地展現了近現代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行程在白鹿原這個鄉土社會的刻痕。傳統生活的沖擊與守護，傳統社會的崩潰與瓦解，不同性格的年輕人自覺或不自覺的理想追求和生活追求，他們的成長和變化，都與歷史、與時代有著內在的聯系。在白鹿原上，鄉土社會及其近鄰西安城、區域政治和文化中心半個世紀的大事變都有所展現。如鎮嵩軍對西安慘烈的圍困戰，電視劇的展現更為充分。為追求史詩效果，全劇的畫面精美講究，很多大的景觀和場面震撼人心，如白鹿原全景、山川風物、割麥場景、西安圍城后掩埋死者的萬人坑、祈雨場面等，給人的視覺沖擊極其強烈。

與原著比較，電視劇《白鹿原》的改編，對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有更為集中、更為突出的表現，這一點可能更體現了電視劇的藝術特點。小說更多的是描寫客體的世界，寫的是“他在”，所以，小說是“呈現”或“再現”，而非“表現”，作者宜“藏”，作者的見解是愈隱蔽愈好。陳忠實對其筆下的人物及其行事，總體是從人物的角度敘寫，作者的感情傾向、文化歸屬、價值判斷較為隱蔽，因此，關于小說中的人物及其言行，不同觀點的人有時會有不同的解讀，爭議也就產生了。電視劇的受眾面可能更廣，因此，它對所要表達的東西需要有更為鮮明的表現。可以明顯感到，電視劇《白鹿原》集中、突出地表現了以白嘉軒為代表的傳統農民為人仁義、知行合一的精神。男一號白嘉軒角色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也確立了作品的主題思想。他堅守儒家思想和鄉約規條，是白鹿村族人的主心骨，也是白鹿原這個鄉土社會砥柱中流的人物。他腰桿直表示正氣，講人活著是“活人”呢意味著人既要生存，更要守規矩和有尊嚴、有臉面地活著。其他的幾個重要人物，既是獨立的藝術形象，也與白嘉軒構成一種意義互解的人物結構圖，朱先生是白嘉軒的精神導師，鹿三是白嘉軒的影子——“義”仆，鹿子霖是白嘉軒的鏡子——照妖鏡，鹿子霖的自私、投機、滑頭、無原則等性格特點恰成白嘉軒的反照。同時，與原著相比，與白嘉軒這樣的老式農民相映成趣的是，電視劇《白鹿原》特別突出和強化了年輕一代尤其是鹿兆鵬和白靈的人物形象和戲劇內容，突出了以鹿兆鵬和白靈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風雨如磐的歷史年代和民族危難的時刻，救國救民，舍生求義，強烈地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可貴的奮斗與獻身精神，從而使這部劇作有了另一個鮮明的主調和主題。

如果說，長篇小說主要是敘事和人物刻畫的藝術，那么，電視劇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戲劇藝術形式，它可能更多地重視在特定的時空中表現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基于電視劇藝術的要求和改編者對全劇的藝術把握和意義表現，《白鹿原》電視劇的改編，基本忠于原著，但對原著的個別情節也施行了必要的減法和加法，對個別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適當調整。比如全劇一開篇就是白嘉軒以糧食換媳婦，遭遇他后來的第七任妻子仙草，仙草的出身也改變了——本是白家老藥房故人之女的仙草，改為貧寒山民之女的仙草，而原著開篇白嘉軒的六婚六喪經歷也簡化為白鹿原上的六座墓碑，內容精練了也集中了。白嘉軒種罌粟，原著是仙草的父親吳長貴教的，這既反映了當時的歷史事實，也表明在當時自然經濟條件下白嘉軒簡單的逐利行為，電視劇中種罌粟改為白嘉軒的獄友胡掌柜所教，而且只為藥用。這個改動的用意，除了不再扯出白家故人吳長貴那一條線，也是為白嘉軒的行為給出一種“合理”的解釋，以免損害白嘉軒的道德形象。電視劇改編最多并且充分展開的是鹿兆鵬、白靈以及鹿兆海這幾個人物和他們的故事，劇中加了很多內容，使這幾位走出白鹿原的優秀兒女的形象大放光彩，同時也通過他們深入地表現了那個時代。人物性格方面，似乎是為了與白嘉軒形成一正一邪的對手，與原著比較，鹿子霖的性格中多了一些耍賴和幽默。白孝文則更突出了他年輕時的軟弱和動搖，這樣就為他后來的被引誘和墮落做足了鋪墊，顯得順理成章。《白鹿原》中女性少，田小娥無論是在小說還是電視劇中，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女性，她不僅是一個獨立的藝術形象，還是一位具有結構作用的人物，是她給仁義白鹿村帶來了一種異樣的氣味，是她把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以及白嘉軒和鹿三幾個本來各是各的男子串聯起來并結構成為一種復雜的矛盾關系，電視劇更是把她與孝文的媳婦也設計成一種激烈沖突的關系。與其他性格較為單一的女性不同，田小娥命運復雜，性格也復雜了一些，電視劇更突出了她要“活人”的一面，其愿望是既像人一樣活著，也要活得有尊嚴，可憐她最無助，所以備受損害與侮辱，給白鹿原和整個世界留下了一下巨大的問號。

優秀的作品無論寫什么時代，都有很強的當代性。也就是說，作品的思想、精神和問題有了當代指涉，有了當代性才有可能上升到超時代的普遍性。感動今人，才有可能感動后人。創作是這樣，改編也是這樣。陳忠實《白鹿原》的創作，有文學“尋根”之意，探尋民族之過往，之來路，以昔視今，有很強的當代性。電視劇《白鹿原》的改編更重視當代性，劇中的人物和生活，特別是思想、精神和問題的指涉，都能喚起我們很多的想象，激發我們很多的思考。比如白鹿村人種罌粟突然發財了以后的精神迷茫，怎樣“活人”，知行分裂和知行合一，革命與反革命，鄉約與鄉村治理，民治與官治，鄉土社會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等等，是曾經的問題，似乎也是今天的問題，甚至也是明天的問題。改編是對一部優秀作品精神和內涵的一次再激活和最大可能的再發揮，電視劇《白鹿原》的改編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