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五父銅匜，西周晚期，陜西眉縣馬家鎮楊家村青銅器窖藏出土。朱巖攝/光明圖片

銅鼎，商代晚期，河南滎陽小胡村商墓出土。朱巖攝/光明圖片

女伎樂俑，隋代，山西太原虞弘墓出土。朱巖攝/光明圖片

青銅镈上的裝飾，西周時期，湖北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出土。朱巖攝/光明圖片

當考古遇上藝術，會帶來怎樣的全新體驗？走進首都博物館一層方廳，或許能從中找到答案。日前，“美·好·中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館舉辦。本次展覽參展文物涉及21個省、49家單位，共360件（套），多為1995—2016年歷年的全國重要考古發現，涵蓋了歷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部分成果。

展覽從古人對美的認識的角度來展示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對美的認識不應該以當下人對美的評判標準來衡量，我們希望把‘美好’的概念還原到各個歷史時期，用代表當時文化、工藝的文物，多方面綜合性地詮釋這一主題。”首都博物館策劃研究部副研究館員、展覽策展人之一的俞嘉馨說。

符號紋飾之美

在遙遠的史前時代，我們的祖先在與自然的抗爭和共處中，萌生了最初的審美意識。他們以簡單的線條刻畫在巖壁、陶罐上，表達對天地萬物的質樸認識。這些早期的“美術作品”在展覽中以一組很不起眼的“破罐碎陶”來呈現，不過這些可都是專家美中選美的珍品。其中，有湖南洪江高廟遺址出土的裝飾有太陽紋、獸面和八角星等圖案的陶器，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幾何形圖案壁畫，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陶瓶等，展現了遠古時期美的萌芽。

在展覽的序廳，第一件文物就是典型的仰韶文化彩陶盆，出土于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這件彩陶盆外壁的紋樣，是廟底溝文化代表性的花紋，這與早期西安半坡遺址多用直線，后喜用幾何紋樣不同，其復合了垂弧紋、弧邊三角紋、窄帶紋、圓點紋等多種圖案。”俞嘉馨介紹，彩陶紋樣從這一時期開始變得圓潤而富于變化，在變化中透露出規律，是原始藝術發展的第一次高峰。

這件彩陶盆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底小、口大、肩腹部豐滿”，這樣頭重腳輕的造型如何才能穩穩立住？首都博物館藏品管理與文化遺產調查部副主任、首都博物館展覽文物布展總負責人李健說：“當時的人很聰明，他們在地上挖一個小坑，把彩陶盆‘坐’在里面，又穩固又安全。”

說到紋飾之美，就不得不提商周時期精美的青銅器，此次展覽也匯集了各地出土的多件青銅器精品，主要集中在第二單元展出。俞嘉馨介紹，商代和周代的青銅器在紋飾上有很大不同。商代青銅器多為滿飾，除了刻畫主體紋飾，還會用精細的紋樣填滿空白部分，好比在畫布上著了一層底色；而周代青銅器對主體紋飾塑造得非常細致，但對紋飾之間的空隙則做了留白處理。

造型工藝之美

隨著人們審美意識的發展，手工技藝的提高，對美的表達也更加豐富多樣。秦陵兵馬俑、楚漢漆器、宋元瓷器……不同材質、不同工藝、不同造型的文物，都凝聚著古人的智慧和對美的追求。

展覽中有一件湖北荊州博物館的明星展品——虎座鳳鳥漆木架鼓。這件碩大的漆器被擺放在第二單元中心展柜里，主體是兩只背對背的鳳鳥造型鼓架，鼓架上有三個環將鼓掛起，鳳鳥腳下各踩一只老虎。整件器物造型別致典雅，設計巧妙，體現了楚人絕妙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秦始皇陵兵馬俑舉世聞名，此次展覽也請來了一件跪射俑。在欣賞完跪射俑之后，可不要錯過它背后的幾件漢代陶俑。對比這幾件陶俑，會發現它們之間藝術表現手法的不同。中間最高的是四川成都六一一所出土的東漢庖廚俑，采用雕塑手法，用刀刻畫出衣褶，很有立體感。兩邊是山東青州香山漢墓出土的西漢陶俑，采用彩繪手法，在平整的表面上畫出領口袖口。俞嘉馨說：“不要小看這點區別，藝術上一個不同的呈現方式，可能背后有其漫長的變化過程。”

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成為主導社會意識與潮流的中堅力量。位于陜西藍田的呂氏家族墓，是北宋文壇名士、金石學家呂大臨及其家族成員之墓，墓中出土的隨葬品真實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精致的日常生活。隨便一件渣斗，用的都是耀州窯青釉刻花的瓷器。渣斗又稱唾壺，是用來吐污穢物的，流行于魏晉至宋代。“明代的瓷器里也有一類叫渣斗，器形跟它近似。”李健認為，“明清時期所謂的渣斗，實際上是花器，就是花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渣斗。”這件渣斗口沿內刻折枝牡丹紋，外腹刻蓮紋，刻花流暢，技術精湛，代表了耀州窯刻花技藝的巔峰水平。

文化多樣之美

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東端，很早就與周邊甚至更遠地區有著經貿往來，中國傳統的藝術審美，在與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過程中，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

西漢以后，絲綢之路的開通，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亞文化的文物，對研究北朝至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具有重要價值。本次展出了虞弘墓中的兩件人俑，一件是高鼻深目的持壺男侍俑，另一件是反彈琵琶、腳踩蓮花座的女伎樂俑，都帶有明顯的外來文化特征。

想要了解海上絲綢之路，不妨看看“南澳I號”的出水文物。“南澳I號”是廣東南澳島的一艘明代商貿沉船，俞嘉馨介紹，沉船遺址的出水文物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外銷商品，“我們去東南亞旅游的時候可以去當地博物館看看，很多東西都很熟悉，這反映了我們對外域的影響”；另一類是定制商品，即按買方要求的紋樣、造型生產出來的商品。這些曾經的商品，如今的文物，為研究明代海上貿易提供了重要線索和資料。

文物無言，卻記載和傳遞著歷史信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不僅為我們呈現了古人的生活面貌，更傳遞著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美與好，以及這一審美意識背后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