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丙申故事集》，弋舟著，中信出版社2 0 17年5月版，40 .00元。

小說家。曾兩獲郁達夫小說獎，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魯彥周文學獎，敦煌文藝獎，黃河文學獎，2016年曾獲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小說家”提名。著有長篇小說《我們的踟躕》等、小說集《劉曉東》等多部。

丙申年，弋舟寫了五個短篇小說。《隨園》是一組遼闊的戲仿，詩意奇崛；《出警》看似寫警察的行當，實則寫人的孤獨；《發生笛》和《巨型魚缸》是中年人對樸素青春的執著懷念；《但求杯水》則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之邀作文，焦聚人的隔閡、痛苦和企盼。

弋舟把《丙申故事集》看作自己生命狀態的倒影，日常坐在電腦前，伴隨夏去秋來，花草榮謝。從《跛足之年》、《劉曉東》、《蝌蚪》到《我們的踟躕》，他的寫作愈來愈回歸“常情”，接受“此在”的局限。平淡無聊是歲月底色，但局部依然可以傾心砥礪，構建文學的、美學的奇山異水。

格非說，弋舟的敘事凈省、硬朗而準確，同時也擁有珍貴的密度感，這足以使他躋身中國最優秀短篇小說的作者行列。像一個工匠，弋舟對格非所謂“密度感”心有戚戚。他力求《丙申故事集》結實一些，而最有效的方法，無非讓小說生長于現實的根基，呼應于生活復雜的紋理，與俗情俗事達成親密的關切。小說家生活在時光里，是生活的洞視者和代言人。

在短篇小說《隨園》里，女主人公楊潔從戀人那兒學會了一句圍棋術語：“執黑五目半勝”。每到生死攸關，這個句子就會天啟似地鉆入她腦海。對弋舟而言，這幾個看起來莫名其妙的字眼組成了“鏗鏘而令人難過的音韻”，胡言亂語卻無需詮解，一如小說本身。如果一定問他《丙申故事集》想表達什么，他或者也會這樣回答：“執黑五目半勝。”

訪談

描述什么，什么就變得“特別”

南都：《丙申故事集》是你2016年寫的小說集。你為什么強迫自己一年寫一本書？丙申年是不是特別的一年？

弋舟：強迫著我的，可能不是“一年寫一本書”這樣的意圖，那看起來更接近一個“勵志”的抱負。它不是的。這里面所有的動因，只來自于一個小說家的自我要求，來自于我這個寫小說的人尚未消減的虛構熱情和寫作能力。它不是一個“全年總動員”式的規劃，但確有一個小說家的志氣起著作用。丙申年并不特別，就好比米格爾街只是一條普通的街道一樣，奈保爾寫下了這條街道，它就別具了意義。當然，我不是在自比奈保爾，是說，小說家描述了什么，什么就變得“特別”起來，至少，由此丙申年對我個人構成了特別的意義，乃至，它讀出來我都覺得格外好聽。

南都：《丙申故事集》的第一篇《隨園》是很出色的短篇小說。是什么觸發你想象在戈壁灘上建構一座“隨園”？你久居甘肅，對祁連山下的戈壁灘是否抱有和女主角楊潔相同的感情？

弋舟：首先還是基于小說本身的需要，這個短篇有重要的詞眼———“戲仿”，那么，將那座江南的名園建構在戈壁之上，便能夠達成一組遼闊的“戲仿”，而“戲仿”一旦“遼闊”，便是我所認為的悲愴。久居甘肅，戈壁雪山這樣的風貌必然會潛在地影響我的意志，我之所以不愿將之稱為“感情”，是因為，我似乎對之沒有一種可被稱之為“感情”的心緒。它們亙古存在，我們 的“感情”，幾乎無法與之匹配，而所謂的意志，也僅僅是差強人意表達了我對它們應有的敬意。

南都：倉山居士袁枚在你眼里是個怎樣的人物？

弋舟：一個古代文人，一個典型的深諳中國邏輯的古代文人，聰明極了，但也有害極了。他很“高級”，但“高級”得令我們應當時刻地警惕。

南都：《隨園》里的女主角似乎度過了一個典型的80年代文藝青年的青春期：愛上老師，嫁給詩人，遠走天涯……你曾經也有過文藝范十足的青春年代么？“執黑五目半勝”，這句話對你有什么意義？

弋舟：“文藝范”就“文藝范”吧，總比“流氓范”好，但我的青春期沒那么“十足”，如果我能夠回到青春期，我愿意“十足的文藝范”一回。“執黑五目半勝”，對我而言，是鏗鏘而又令人難過的音韻，是不需要解釋的胡言亂語和肺腑之言，是小說的本意與真諦。

回到“常情”，接受自己“此在”的局限

南都：批評家胡平曾說你是很少見的喜歡書寫男女情感關系的男作家。《丙申故事集》里有四個故事《隨園》、《發聲笛》、《巨型魚缸》、《但求杯水》，其著眼點也都是現代都市的男女情感。你為什么著迷于此類題材？

弋舟：胡平老師從這個角度進入對我的打量自有其道理，我也愿意將其視為對我的一種期許，但如若說我“喜歡如此”，也許是我們都誤判了胡平老師的深刻。我們可以說寫下《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乃至《復活》的老托爾斯泰，是“喜歡”書寫男女情感關系的男作家么？實際上，在這些作品中的確充斥著這樣的“關系”。我豈敢自比老托爾斯泰？況且，人類不就是這么點兒事情么？說我“著迷”于此，我也沒什么可反對的。

南都：你是否打算嘗試在小說題材方面有所拓展？

弋舟：會有這樣的愿望，而且我也已經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嘗試。

南都：在《隨園》和《但求杯水》里，你對女性的內心情感和想法的捕捉很到位。你是否認為自己的寫作(包括性格)里有陰柔氣質？你介意被稱為“男作家里的女作家”么？

弋舟：到位地捕捉異性的內心情感和想法，大概是對一個合格作家的基本要求。當然，小說家氣質各異，這也是基本事實，我的確不怎么“陽剛”，但我警惕這么簡單地暗示自己，實際上，我知道我的凜冽甚至粗魯和粗暴。“男作家里的女作家”，如果被這么叫了，也挺好，沒準能讓書賣得更好一點兒，但僅此而已，里面必定充滿了誤解。對此介不介意，我實際上是沒有態度的———被誤稱，可能是我們的常態。

南都：你在小說的代后記里說，“遇到準確的事實”，幾乎是小說的硬道理。作為小說家，時時刻刻都在遭遇一團混沌的現實。你怎么樣去“遇到”那個獨一無二的事實，怎么樣去“準確”地呈現，以及此種“事實”是否與小說虛構的力量相抵觸？

弋舟：這番話要在一個專門的語境里才能成立和被理解。“遇到”更在天意，“準確”事關能力，而“事實”只聯系著忠誠與懇切。我難以說明這組詞匯在主客觀上如何檢驗，就好比我無法說明事實與虛構是如何相抵觸又如何地一致。既往的經驗與范式一旦成為了“經驗與范式”，我們都應重新喚醒自己對于“準確”的盼望。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遭遇著的那“一團混沌的現實”，其實就是拜那些經驗與范式所賜，它令我們麻木，讓我們莫名其妙的自以為是。

南都：在你看來，丙申年這一年的寫作，和你之前的小說寫作相比，是否有所變化？這種變化是否與你自己的生活經歷相關？

弋舟：有變化，當然也和我的“生活經歷相關”。我們活在時光里，它無時無刻不在改造和重塑著我們。這也許就是我所說的“重逢全在天意”。聽上去似乎有些“宿命”的消極，但我更想表達的是對于時光的服從。

南都：你所說的寫作上的變化具體指是什么？

弋舟：我更愿意回到“常情”里了，也樂于接受自己“此在”的局限。

南都：你覺得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說應該具備什么特質？

弋舟：讀后，它會令你倍感空虛，會令你有傷害感，但它又不致命地傷害你。

虛無感如影隨形，是寫作第一動因

南都：偉大的小說就像一堂人生課，我們從中學會人情世故、道理倫常、愛恨情愁。小說家多半也是資深的小說閱讀者。有沒有哪幾部作品，在哺育了你的寫作的同時也哺育了你的人生？

弋舟：我不太贊成將這些閱讀的滋養稱為“學會”，讓人“學會”什么，是教科書的野心，甚至，我更傾向于認為偉大的小說是將人搞到“不會”的，它動搖你從教科書中“學會”了的，搖晃你的定見，軟化你的傲慢。有太多的書給我帶來過這樣的效力，但如今它們擰成了一股繩，我已難以將它們拆解，一一指認。

南都：當寫作進入中年，是否會突然產生虛無感？比如覺得該寫的都已經寫盡了，或者覺得小說終究是虛空里建立的樓閣。你有沒有懷疑過寫作的意義？

弋舟：虛無感如影隨形，這甚至是寫作的第一動因，我們抵抗它，于是寫作，然后，在寫作中又追求著它。什么又不是虛空里建立的樓閣呢？為什么要把這樣的“建立”只推卸給了小說？我懷疑過寫作的意義，生命的意義也許就是在懷疑中確立的。但這并不妨礙我繼續寫下去，就好比我們在對生命意義的懷疑中依然活得興致勃勃。

南都：丙申這一年，除了五個短篇之外，有沒有同時在寫作長篇？丁酉年有什么寫作計劃？

弋舟：這一年，作為寫作本身，五個短篇之外，我寫了一些讀書隨筆，我還是不愿意將這些寫作的行為強調成生命之外的額外“工作”，我更愿意將其視為這一年里自己生命狀態的倒影，在這個意義上，五個短篇，一些讀書隨筆，就是我丙申年生命狀態的實錄。今年的計劃目前沒有一個兌現，所以我很難再將“計劃”描述成“計劃”了。但必須要兌現的，目前看來，至少要寫一部兒童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