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名作家的創作能不能再現時代？這很難說，畢竟首先他必須在形式上盡力地真誠，又要盡力地在素材上東拼西湊。形式和內容摩擦的地方，恰恰是看出一名作家真實情感的現場，而面對張怡微這樣本身就是專業讀者的作家，其他讀者顯然需要從不小心落下的蛛絲馬跡中發覺其意圖和真相。

在《細民盛宴》中，作者仔細地刻畫了袁佳喬從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面對父母離異再婚，面對家族成員勾心斗角，面對個人情感生活起伏時的心理變化。按張怡微的話說，這部長篇作品是她“家族小說”計劃中的重頭戲，但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家族成員們在袁佳喬的世界里你來我往，實際上真正能夠稱之為形象的卻只有離她最近的幾個家庭成員：她的父親、母親、繼父、繼母，剩下的人對她來說，只是一些寄托著模糊情感的影子。在這些影子身上，又總是沉重地壓著他們的身份：二伯、三伯，諸如此類。

在閱讀的過程中，眼尖的讀者總會發現一些西方理論和中國古典語言之間的沖突，因為作者常常不自覺地使用一些質地堅硬的名詞，配合著三段式的情緒節奏，緊接著是突然出現的柔軟而又驚人短暫的表達。

我母親不喜歡大自鳴鐘，說那是下等人聚居地，上海人說“下只腳”，就是將人的分類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本質決定論中。其實，在如今的我看來，那不過是母親躲避去婆家的借口。

同時，她還會試圖表達一種突如其來的流暢感（“連個表達符號都沒有滲入”），和間或使用的重復段落（“寧跟討飯的媽，不跟當官的爸”）。

其實在“梅姨”甫一出現的時候，袁佳喬對她的既排斥又同情的心態，就應該讓我們猜測，這個“梅姨”是作家的一個影武者。甚至她的穿著都不斷讓人想到張怡微對自己可能在某個場合的形容。

我父親的女友，則穿了一身暗紫色的絨線衫，安安靜靜坐在一旁，她的胸口還車了一朵同色系的大花。雖然感覺夸張，但畢竟也是故意的樸素，帶著一種精心打扮過的哀愁，顯得與這屋子里沒分寸的其他人格格不入。

唉！就是這種“精心打扮過的哀愁”過分地充滿了這部作品的邊邊角角。很多人更傾心于作者的散文創作，她的小說幾乎是把一種傷感的情緒當作了主題。所以，與其說這是她所謂的“世情小說”，我們不如說這是中國21世紀新傷痕時代的感傷小說。在那種刻意為與“大”時代相對而作的“小”生活，其實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微小抗拒。倒不用把這種微小當作是作者身為女性的脆弱，因為同樣是“80后”作家的張悅然在其《繭》中表現出的是同源異形的“厄勒克特拉情結”，在后者的小說中，李佳棲對父親世界的追尋和反抗不僅僅停留在情感的層面上，而是更進一步地付諸行動，因而在情感上也顯得更為尖銳和真實。

在《細民盛宴》的構思中有一個最大的疑點，就是作者把袁佳喬塑造成了一個在家庭中沉默寡言的異類，同時在家庭外的生活中她似乎也是沉默的。而現實中，經歷過父母離異，哪怕是差點離異的子女，在家庭以外卻常常表現為愛惹麻煩、具有侵略性、熱衷于引起他人的強烈注意。在主角的身上，所有這些特點都被她用來放到對自我與周遭關系的攻擊中。她一邊心中藏著虛無的念頭“人生大部分的選擇都是很偶然的，但任何一種選擇之后，都需要綿長的意志力來克服淺灘暗礁的責難。選錯了，也沒什么，大部分人都選不對。”（第1頁）“然而除了忍耐，她也別無選擇。或者說，她已經選擇了。再婚這種事，大多數人都選不好。選錯了，其實也沒什么。”（第88頁），一邊不停地用假裝思辨的言語批評世事，結果讓這些突兀的話疏遠而不陌生。

所以，從審美的角度而言，作品最大的問題是同情心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太少，在真實的苦難與想象的美滿之間，臨淵羨魚。像“所有的喪失一夜之間又團聚成圓滿”（第60頁）這樣的語言在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本來不必有，但就像作者說的，“如果能看到世情小說犧牲格調背后的那個意圖、同情，那便是更有趣的事”（第198頁），似乎一些多余的、被主動宣示的情感就不那么可疑了。這個所謂的“犧牲格調”是令人費解的，直到我們看到作者在“后記”的末尾舉出了《新約》的例子，答案才呼之欲出。作者用“此時此地的生命不過是個流淚的幽谷，或只是個過渡”這種甚至根本不像出自《圣經》的話來解釋她的感性，實在是容易讓人想起“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和“每次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一類十足kitsch的表達。

或許袁佳喬想的沒錯，寫小說這種事，大多數人都寫不圓滿，其實也沒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