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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伯簫書信影印件

1980年7月20日，《文匯報·筆會》副刊開辟了“我和上海”欄目，“請全國各地的作者、讀者來共同耕耘”。這個欄目延續了較長時間，吳伯簫、臧克家、碧野、楊沫等全國著名作家相繼發表了他們的散文作品。吳伯簫先生的散文《第二次到上海》是該欄目的第一篇作品，敘述了他作為一個旅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旅行的經歷。這篇散文后來被選入吳伯簫散文選集中，成為他眾多散文作品中獨居地域特色的佳作。

筆者藏有吳伯簫1980年6月致徐開壘的兩封信，從中可以了解當時吳伯簫寫作發表作品的經過。吳伯簫是應“筆會”主編的徐開壘的來信邀約后，寫作完成《第二次到上海》的，他在寄送稿件的同時附信一封。在接到徐開壘用稿回信后，吳伯簫又馬上回信。讓我為之關注和感動的，是兩封信中字里行間展現的吳伯簫的為人性格和行事作風。

（1980年6月19日信）六月十二日信收到。

遵囑趕寫一篇《第二次到上海》，把積累了十多年的一點意思寫出來。感情是真的，看能否采用？

寫稿子不容易，《文匯·增刊》文代大會（指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筆者注）的時候催稿子，那時拙著《煙塵集》正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我寄了《“再版”后記》給××同志，沒有回信。轉請×××同志問過一次，也沒有下文。《煙塵集》再版出書已經半年了，《文匯·增刊》在北京卻沒有看到過，為什么《后記》處理情況不能用一紙明信片就告訴一下呢？書既然出版，向讀者介紹一下是可以的。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香港《文匯報》一位作者叫“少海”的就在“文化之窗”寫了文章。本來《后記》也可給《戰地》或《讀書》的，因為“一稿不能兩投”，沒敢破例。寫稿子實在困難啊！

《第二次到上海》沒有留底稿，限于個人條件（沒有復印機、打字機、鋼板，復寫可以，又缺乏時間。）沒有復制、打印或復寫。所以掛號寄出，并附郵票二角，備不用時掛號退還之用。

如果采用，就請寄清樣兩份（一份校后退回，一份留著作集稿時用；若發表后就寄一份單張，后一份也可免）。

太啰嗦，麻煩。但沒有辦法，我曾把沈陽農學院教授的一部《經濟動物》原稿轉給教育部一位局長，弄丟了，兩年無下落。像欠了“血”債，至今不安！

（1980年6月28日信）真高興收到六月廿四日來信。

《第二次到上海》是作為“我與上海”欄寫的，沒有多少文采，但是真情實感。

這次“筆會”處理稿子，快到令人感佩。五十年來寫稿，記得只遇到四次：

《京報·副刊》，除夕交稿子去，新年就見報了。

延安《解放日報》丁玲同志發我的稿子有一次沒超過兩天。

六一年《光明日報》發我的《延安的歌聲》，國慶前送去，第二天看清樣，第三天見報。

七七年《人民日報》發《崗位》，同《歌聲》差不多。

這次算第五次了，京滬距離較遠，不像前四次在一個城市里。再快也要十天半月，但這沒有關系。主要是編者作者要能互相體諒啊！

吳伯簫從投稿到發表來看，其間也有一個月時間了。考慮到京滬兩地郵路遙遠，吳伯簫六月十九日寄稿，徐開壘僅相隔五天即回應并給予用稿的滿意答復。如此回應可謂快速，徐開壘這樣做或許是在為報社同行彌補過失。吳伯簫因此格外高興，欣然回憶起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四次類似的經歷。吳伯簫后來在他生前最后編定的兩種散文選集中都選入了這篇《第二次到上海》，也許是出于這一段美好的記憶。

《第二次到上海》發表兩年多后，吳伯簫先生不幸因病逝世。1984年1月6日，吳伯簫子女曾寄信給徐開壘，意欲征集吳伯簫信件。信中言及《吳伯簫文集》已經整理編定篇目準備出版，又擬著手征集吳伯簫的書信出版《吳伯簫書信集》。不過，上述《吳伯簫文集》出版不順無果而終，延至1992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吳伯簫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得以出版。三十多年來陸續有關于吳伯簫的年譜、研究資料及書影錄問世，《吳伯簫書信集》似乎迄今尚無蹤影。近年來吳伯簫書信多有流出，對編定出版《吳伯簫書信集》各有利弊。現在時機應該成熟，倘有吳伯簫研究者有志于此，尚希促成《吳伯簫書信集》早日匯集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