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歷史上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大多數(shù)人都比較陌生。對于少數(shù)民族政權中的一些政治家，過去史學界也持貶多于褒、抑而不揚的成見。在這樣的偏見下，為少數(shù)民族政權效力的漢族政治家，其命運就更悲慘了。像宋朝的張邦昌、清朝的洪承疇等人，一直被視作沒骨氣文人的代表，而史可法、文天祥卻被視為千古忠臣，流芳百世。

在這樣的歷史觀念下，有一個人似乎被刻意地遺忘了。

他是漢族人，其祖先作為出使契丹的宋使被扣留在遼國之后，其家族開始在漠北繁衍生息，其父為金國高官。他幼年時勤奮好學，后投奔窩闊臺，三十多歲就出任“燕京行臺郎中”，但因不滿官場貪腐，毅然辭官，隱居山中講學十年。元世祖忽必烈一統(tǒng)天下時，他主動出山輔佐，為蒙古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大政權提供了極大的智力支持。

這個人叫姚樞。姚樞的歷史地位很高，可惜現(xiàn)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經(jīng)歷復雜，一生中做了許多事情，我認為其中有兩件最為可貴：一是推崇理學，為理學上升為元朝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另一件就是向元世祖諫言“藏富于民”，為元帝國的崛起奠定了經(jīng)濟基礎。

我們知道，元代統(tǒng)治者是“馬背上的民族”，靠武力一掃天下，對于中原傳統(tǒng)文化即使感興趣也沒有充分認識其重要性。姚樞出身詩書世家、名門望族，他深知一個政權如果沒有文化支撐，必然難以強大。秦以法家立國、漢朝獨尊儒術，這些都是典范。

因此，姚樞早年為皇子闊出擔任幕僚時，就曾多次力主保護漢族知識分子，使他們免遭迫害，從而為元朝的漢官隊伍保留了大量人才；在協(xié)助忽必烈奪取天下時，他建議“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為元朝奠定了意識形態(tài)基礎，并為后世的“延祐開科”、將理學經(jīng)典《四書章句集注》列為科舉必讀書目打下了歷史基礎。當然，長遠地看，這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姚樞輔佐忽必烈時，忽必烈還未登基稱帝，只是一名統(tǒng)帥。作為其帳下幕僚，姚樞對元朝軍隊軍紀渙散、以暴力取勝的做法不以為然，曾以“軍將唯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的尖刻批評，斥責元軍不得民心。忽必烈對姚樞的批評表示接受，多次頒布“止殺令”。

在姚樞“藏富于民”的建議下，忽必烈輕徭薄賦，扶持農(nóng)桑，鼓勵工商，主張屯田，迅速恢復了經(jīng)濟，“藏富于民”也因此成為忽必烈重要的執(zhí)政理念之一。

姚樞生前位極人臣，死后備極哀榮。忽必烈說：“如竇漢卿（即竇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樞）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姚樞去世多年后，元成宗追贈他為榮祿大夫、少師，元武宗加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如此追封一位死去的官員，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姚樞的歷史地位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