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

——《老殘游記》第十八回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我們知道是阿瑟·柯南道爾的作品；但書里卻說出自另外一人之手，即華生醫生。他是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助手，觀察者和所破案件的記錄者，——按照他的說法，是從大量記錄中選取一些，整理發表出來。其中最早的《血字的研究》的第一部，直接題為“原陸軍軍醫部醫學博土約翰·H·華生回憶錄”。所有這些故事，除了四個——《他的最后致意》和《王冠寶石奇案》系用第三人稱敘述方式，而前者嚴格說來并非偵探小說；《變白的士兵奇案》和《獅鬃毛奇案》則是福爾摩斯自己“寫”的——之外，華生都是“作者”。所以這部《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改個名字，叫做“華生全集”亦無不可。

凡此種種，當然只是柯南道爾的一種寫作技巧。就偵探小說而言，這并不是由他首創；此方面的鼻祖愛倫·坡所作《莫格街謀殺案》《瑪麗·羅熱疑案》等，即是類似寫法。柯南道爾的特點在于把這法子一用再用。按照華生的說法：“歇洛克·福爾摩斯頻繁的業務活動達二十三年，其中十七年我被允許和他一起合作，并記錄辦案經過。”（《戴面紗的房客奇案》）這就有點不同尋常。在我看來，福爾摩斯所以特具魅力，除了柯南道爾“能講好一個故事”（艾弗·埃文斯：《英國文學簡史》）外，也與此不無關系。

福爾摩斯是個神探，如其本人所說：“從古至今，還沒有哪個人像我一樣，在刑偵方面做過這樣深入的研究呢，而更不會有人有我這么高的天賦。”（《血字的研究》）這不僅為華生聽在耳里，也看在眼中，記在筆下。華生是福爾摩斯的助手，觀察者和“傳記作家”——在《變白的士兵奇案》中，福爾摩斯正是這么稱呼他的。然而就第一點而言，雖然二人“一起合作”，華生往往參與破案始末，但他真正所起作用，卻十分有限。華生也坦承自己與福爾摩斯之間存在智力差異：“我深信我并不比別人愚鈍，但在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交往中，我老是因為自己笨拙而深感壓抑。這兩天的事情，他聽到的我都聽到了，他看到的我也都看到了，但從他的言談中可以明顯看出，他不僅清楚地看到了所發生的事，而且還預見到將要發生的事，而我仍然感到此事是莫名其妙和荒唐可笑的。”（《紅發會》）在小說中，這一想法一再得以證實，幾乎涉及每個細節。

此種揚此抑彼的對照關系，不算多么不得了的寫法；但在柯南道爾筆下，華生不僅僅是為了充當對照而存在——所有這些都為他所觀察，所記述。只要華生目光所及，筆觸所至，柯南道爾就已經設下埋伏，等著讀者對華生的感受給予認同。而我們真的如其所愿。如果華生只是笨頭笨腦的參與者，或只是贊嘆不已的記述者，都很難產生這種效果。必須同時身兼兩樣兒才行。正如哈里·布拉邁爾斯在《英國文學簡史》中所說：“一種肅然起敬的情緒使我們與這位偉大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由于我們和華生醫生一起聆聽他的肺腑之言，我們又感到受了優待。”我們如同華生，覺得福爾摩斯處處才智超人；華生與福爾摩斯的智力差異，也就潛移默化地成了我們與福爾摩斯的智力差異。

說來觀察者和記述者華生先要具有某種魅力，被觀察者和被記述者福爾摩斯對我們才有魅力可言。而前一點往往隱而不彰。我們所以能夠認同華生，因為相對于超人福爾摩斯，他只是常人而已，和我們大家一樣。所謂“笨拙”，亦即忠厚老實；犯罪與破案都非常人所為，我們意想不到正屬當然：而大家所以愛看此類故事，也是出乎這一緣故。華生是替我們普通人去參與，觀察和記述福爾摩斯的探案經過。

在小說中華生雖然景仰福爾摩斯，卻也指出他知識方面多有局限，只是于其破案無甚妨礙罷了；福爾摩斯的個性和生活習慣，華生并非一概接受。這些有助于我們認同于他。而福爾摩斯因此顯得更為真實生動。其實華生不僅不完全贊同福爾摩斯，甚至有所不滿：“和他在貝克街同住的那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感覺到，在我的朋友刀附靜和說教式的態度里，隱藏著極大的虛榮”（《四簽名》）。以后他還說過：“我不止一次地觀察到在我的朋友怪癖的性格因素中有很強的自我中心癖并對此頗為反感”（《銅山毛櫸案》）。對于同樣始終在福爾摩斯面前為”自己笨拙而深感壓抑”的我們來說，偶爾這么反抗一下，倒也不差。

福爾摩斯有一次坦率地談到與華生的關系：“我之所以要在各種微不足道的調查中不厭其煩地加上一個同伴，并不是出于感，隋或異想天開，而是因為華生有他自己的特點，可是由于謙虛以及對我工作的過高評價，這些特點他并沒有給予更多注意。一個可以預見你的結論以及行動進程的同伴是很危險的，而一個每一步發展都會使他驚訝不已以及未來對他總是遙不可及的人，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變白的士兵奇案》）這使人感到，華生有上述念頭，正是理所當然。然而這也只能歸于福爾摩斯確實存在的智力優勢。——說句老實話，華生與他“一起合作”，多少帶點兒受虐快感；我們愛讀《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之類作品，恐怕也不無此種意識。對此無須大驚小怪。

柯南道爾曾一度無心繼續寫作偵探故事，遂以《最后一案》安排福爾摩斯死去；迫于讀者壓力，又在《空屋奇案》中讓他復活。其間華生有番感慨：“可以想象，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對刑事犯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從他失蹤后，凡是公開發表的各種疑案，我都非常仔細地讀過，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我甚至還不止一次運用他的方法來嘗試解決這些問題，雖然都不很成功。”福爾摩斯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這是我們最能認同于華生之處，——這樣一來，塑造了福爾摩斯的作家柯南道爾也就大獲成功。

有趣的是，福爾摩斯不僅為華生所記述，他還是華生的一個讀者。小說中他一再表達自己的意見，又以批評不滿者居多。這當然只是作家涉筆成趣，但我們也不妨一看，二人見解到底有何不同。在《四簽名》中，他們談起華生的第一本“著作”《血宇的研究》，福爾摩斯說：“我大概看了一遍，說實話，不敢恭維。偵探學是一門，或者應該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在論述時應該冷靜，而且不帶感情色彩。你想給他加上某種浪漫情調，這和在歐幾米德定律里加入愛情故事或桃色事件—樣，沒什么分別!”華生則認為事實如此，他不過照實記述而已。福爾摩斯回答：“有些事可以忽略，至少在處理它們時，應該知道輕重虛實。那個案件中惟一還值得一提的，是運用了奇妙的分析推理，是從結果中找原因，我就是用了這個方法，才成功破獲那個案子的。”

按照這種說法，偵探小說被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如所說的“感情”、“浪漫情調”，以及別處提到的“有聲有色”等；一是具有實際意義的；亦即他強調的“分析推理”。福爾摩斯可謂一語中的：偵探小說不同于一般小說之處，：讀者所真正要求于偵探小說之處，正在后一方面。在《銅山毛櫸案》中，他講得更其明確：“即使我要求公正地對待我的技能，也是因為它不是屬于個人的東西——它是超越我個人之上的。犯罪俯拾皆是，邏輯卻難得一見。因此你的詳細記事應重在邏輯而非罪行。可是你卻本末倒置，把本來應該是課程的講義變成了一系列故事。’，也就是說，偵探小說的主人公是邏輯，不是性格。作為邏輯的化身，偵探是個符號，正如在這類故事中，罪犯其實也是符號一樣。誰犯罪，誰破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犯罪與破案必須作為要素在作品中出現。所以，華生固然無法替代福爾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波洛，埃勒里·奎因筆下的奎因卻足以做到這一點；同樣福爾摩斯不僅能在《福爾摩斯探案全集》里破案，也照樣可以破克里斯蒂和奎因的案子。關鍵在于“犯罪——破案”這一要素要足夠奇特，足夠復雜，足夠嚴密。附帶說—句，就滿足奇特特別是復雜的要求來說，偵探小說其實應該具有一定篇幅。所以我們現在看柯南道爾的作品，還以《血字的研究》《四簽名》和《巴斯克維爾的獵犬》等較長小說更為成功，雖然當初真正引起轟動的卻是《歷險記》這類短篇故事。而這只能說其時偵探小說尚在草創時期，讀者還不具備上述福爾摩斯那般眼光。

當然柯南道爾讓福爾摩斯這樣說法，只是提醒讀者不要忽略重要方面罷了；華生亦即他自己并沒有按照福爾摩斯的意思去寫。此前此后，世間還有許多偵探小說，相比之下，《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未必算寫得最好的，但是福爾摩斯卻是所有偵探小說的主人公里最有名的，簡直成了偵探的化身。這應該歸功于華生亦即柯南道爾的寫法。——用《銅山毛櫸案》中華生的話說：“我要承認自己在記錄中也采用了一些聳人聽聞的手法。”“但我采用了新穎而有趣的記錄手法。”以偵探小說而論，這點文學手段足夠好了。結果不是“技能”“超越于個人之上”，而是福爾摩斯超越于他的技能之上。他說：“我的頭腦足以讓我功成名就”（《血字的研究》）。但我們跟著華生看到的不止是“頭腦”，而是一個人。這個智力超群，習性卻不算完美的人物，也就為一代代讀者所津津樂道。我們很容易想象出福爾摩斯是什么樣子。當《歷險記》在《海濱雜志》連載時，又有畫家按照書中所寫，畫出了他的形象。當然他們還畫了華生，這可有點兒杜撰了，因為華生作為“作者”，并沒有機會描述自己。直到他成了《他的最后致意》中的一個人物，柯南道爾才告訴我們他長得“粗壯”。原來在這方面，華生也正好與身體單薄的福爾摩斯形成對照。

回到福爾摩斯和華生關于寫法的爭論，更為有趣的是，最終是他而不是華生妥協了，——這在他們的關系史上，實乃絕無僅有之事。《變白的士兵奇案》被注明“這是第一件由歇洛克·福爾摩斯親自講述的奇案”，他也因而終于能體會作家的苦衷了：“我朋友華生的主意雖然不多，卻非常頑固。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催促我一寫自己的經驗。也許這是我自找的，因為我總有機會向他指出，他的描述多么膚淺，指責他沒有遵守嚴格的事實和數字，而去遷就通俗趣味。‘你自己試一試吧，福爾摩斯!’他反駁說，而手中提起筆時，我才不得不承認，只有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內容必須以吸引讀者的方式進行表達。”不妨把這看作柯南道爾對于多年寫作《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潛心塑造福爾摩斯這一人物的自我揄揚。

摘自止庵《罔兩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