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張惠雯

吳明益

　山颯

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作家是世界華人文學領域應該被正視和重視的新力量。吳明益、山颯、葛亮、張惠雯、周潔茹、李翊云、伍綺詩、李鳳群、陳雪、廖偉棠、黃麗群、柳營等創作者既有文學功力，又推出了有一定國際、國內認知度的作品。這批“70后”新生代作家對中國的文學想象，不是震顫與狂熱，而是平和與冷靜。作品的個性容納歷史性（題材）、時代性（主題）、古典性（審美）、現代性（技巧），其認識價值著陸在兩個層面，即：年輕一代作家如何認識中國？又是如何書寫中國？

主題：中國故事

“70后”華人作家依然在關切西方和理解中國。“中國故事”仍是他們感興趣的主題，它以年代、地域、人物為文學元素，從空間、觀念、文化鍛造其創作個性。創作者書寫的個性化“中國故事”，思想及情感積聚于其在歷史與現實、民間與都市、中國與異域之間行走的體驗。作品中既有能駕馭宏大敘事的《朱雀》（葛亮）、《北鳶》（葛亮）、《裸琴》（山颯）、《大風》（李鳳群）；又有能直擊精微心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吳明益）、《愛》（張惠雯）、《島上薔薇》（周潔茹）、《小天堂》（柳營）、《海邊的房間》（黃麗群）。

新態“中國故事”以點（村、鎮）帶面（城、國）地補充了20世紀70-90年代的大陸日常生活變遷，與“50后”“60后”華人作家作品，連綴起20世紀50-90年代相對完整時間譜系里的中國圖景。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作家也表露對傳奇的興趣，但不是描繪都市流光溢彩的外在，而是由創作者擔任全知全能的“旁觀者”，提供對現代都市的整體認知和文化解構。葛亮《浣熊》、周潔茹《到香港去》，對都市的詮釋自帶一份自在與節制，他們以游歷者的身份去“遇見”都市進而融入其中。但事實上，“70后”華人作家還未創造出有當下中西都市共性的“母題”人物，如過往的“邊緣人”和“闖入者”。

“鄉土”是中國故事的關鍵詞，在“70后”華人作家作品中由農村、民間與自然構成。創作者對民間文化的表達也有選擇性，將中國同時有民族特色和世界意義的內容呈現出來，作為中國文化世界化的一個佐證，以民間、自然、文化為載體，表現東西方共同渴求的情感體驗和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而不只是中國故事對西方期待視野的單向迎合。張惠雯對鄉土充滿悲憫，《垂老別》《路》《河流》，這三部小說并非是風景畫、風情畫、風俗畫的描摹，而是坦白對傳統文化傳承中斷的遺憾、鄉村被全面“現代化”后的焦慮。《如火的八月》審視中國農村土地流失的嚴酷事實、留守人群的艱難生存，批判現代文明對農耕文明的全面入侵。吳明益、李鳳群對多元、活潑“民間”的持續消逝持批判立場。《復眼人》是臺灣生態書寫的經典文本，探究人類與自然的依存；《大風》跨越60年，以張家四代命運和土地的關系為總體架構，誠懇堅持堅硬民間現狀的寫實。

問題：文化尋根

“尋根”是貫穿于世界華人文學發展史的重要母題，也是其持續論題。以大陸現當代文學為參照，世界華人文學的“尋根”意義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失根”造成“懸浮”繼而“尋根”，目的在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精神層面回歸。20世紀60年代臺灣“留學生文學”刻畫的集體“失根”，到80年代“新移民文學”揭示的集體“尋根”，都曾引領華文文學的題材主潮。“70后”在21世紀進行“中國形象”再造，既延續“50后”“60后”華人作家對“中國故事”題材的創作熱度，推動對現時中國現實狀況的關注；又激發世界華人文學再次的文化尋根，推進對中國文化普世價值的思考。葛亮小說《朱雀》《北鳶》展現的“尋根”即以家族為核心，根植于民間（民間人物、民間風物）、古典（詩文、水墨、戲曲）、傳統（家風、文脈、國魂），繼而輻射向歷史觀、家國觀、藝術觀三個維度。

“50后”“60后”的“尋根”更重視對鄉土、血緣的追溯，偏重感性解讀，同時從空間交錯、史實并置中實踐民族尋根、文化尋根。而“70后”華人作家更青睞從民間和都市面臨的現實問題中衍生對中國當下實情的探討，從藝術元素的具象寫照中暗示對中國文化生態的反思，進而推演21世紀以來，動態化的“失根—尋根”所引渡的文化反思、文化接受、文化互通。他們強調的“尋根”，實體是文化尋根，目的是在當下、在海外，以文學的形式堅持、繼承、理解、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解題：詩語畫境

漢語與書法、繪畫等藝術形式一樣，都講究“神”、“氣”，既要求主體精神的投注，又要求情感的變動不居。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作家有跨文化、跨界的多重學術背景，以詩詞、書畫、音樂、建筑、金石、戲曲等為落點，嘗試將中國藝術精神的詩畫傳統與文學創作對接，確立文學和詩詞、繪畫、音樂的內在聯系，營造“意在言外”的水墨哲學，顯現質有趣靈、氣韻生動的國學風華與漢語詩意。

創作者推崇中國古典美學，以詩入文、以畫入文、以樂入文，屬意“自然化工”的文學意趣，著意熔聚中國文化的粗糲原始與中國文化的精致典雅，建構起通透的文化景致。同時，作者巧妙地借助樂曲的雋逸飄忽或沉重痛快，傳情表意及抒懷追思。例如山颯作品，歷史是構架，而寫意是筋骨，“沖和淡遠”“清麗超逸”是其文學個性。小說中隨處散落著詩詞引用和詩詞化用，烘托出物我交融、空靈飄逸的美學，旨在傳達天、地、人合一，象、意、思融合。《圍棋少女》里，她借鑒中國畫的虛與實、簡與繁、疏與密的關系構思小說，調動語言音樂性設計敘述節奏，展示中國藝術的氣之審美與禪之審美。《裸琴》中以琴曲琴音為載體，從琴情、琴禁、琴的三籟，試圖描繪出“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的景、人、情渾然一體的藝術時空。

對鄉土（母國）、都市（國際大都市）、人（游子、移民）的關懷，是貫穿于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一條主線。華工史、留學史、移民史的緬懷與記錄都是體現中國文學特殊屬性的文本資源。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作家居于西方文化場的“文學尋根”訴求和現實中國關懷，對“中國故事”的中外互應、互補、互證具有文史價值。與“留學生文學”、“新移民文學”相比，“70后”華人作家作品兼及嚴肅和通俗，覆蓋儒學、禪道、鄉土、自然、神話、詩畫、戲曲、建筑等，以現代漢語雕琢的個體中國性，是華文文學共性層面中國經驗的個性例證。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作家，與不同年代創作者共同結構中國故事的多元形態、拓展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