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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遺址發現的玉器

2016年年末，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行了一次良渚與石峁的論壇。這場論壇通過網絡直播，讓良渚與石峁這兩個重要的遺址進一步走向大眾。良渚是史前江南文明的代表，石峁是史前塞北的代表，兩者的“對擂”讓人們大開眼界。距今4300到3800年的石峁遺址，雖然比良渚“年輕”將近千年，但并非是關公戰秦瓊，兩者依然存在著文化上的交流。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趙輝認為，在有關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宏觀思考中，來自北方的作用始終受到忽視，但石峁遺址的綜合研究已然在相當程度上顛覆了傳統認識，極大豐富了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地處黃土高原北部的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東南緣。2011年開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相關單位對石峁遺址開展了系統考古調查和有重點的考古發掘，發現了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構成的城址以及貴族墓葬區、祭壇等遺跡。碳十四系列測年確認，石峁城址興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廢棄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人們把這座規模大于良渚與陶寺、面積約400萬平方米以上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稱之為“石頭上的王國”。

石峁遺址中的“皇城臺”為高等級建筑的核心分布區，周邊以護坡石墻包裹，臺頂分布有成組的宮殿建筑基址，北側有池苑遺址。它的功能相當于后世城址中的“宮城”，既有貴族居住區，也有宮廟基址、祭祀等禮儀性建筑，布局井然有序，建筑宏偉壯麗。內城將“皇城臺”包圍其中，城墻依山勢大致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外城是利用內城東南部墻體向東南方向擴建的一道弧形石墻形成的封閉空間。內外城墻長度約10公里，寬度亦在兩米五以上。這些石砌的城墻所需的石料量是驚人的，必須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完成，甚至還需要其他聚落的人力來支持。這顯示出當時統治者具備了集約人口、聚斂資源的超強管控能力。

當然這座城又不僅僅是為了防御。外城的東門址是目前保存完好的最早的城門遺跡，也是石峁城址的制高點，它包含內外兩重的甕城。正是在這里，出土了玉鏟、玉鉞、玉璜、牙璋、陶器和石雕頭像等非常典型的文物。這些文物的出土或可說明，當時的祭祀或占卜也是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早在上世紀70年代，石峁數量眾多的玉器就已經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而考古工作者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這些玉器埋葬的背景。石峁玉器中可以看到玉琮等典型的良渚玉器，說明良渚玉器曾經輸入到石峁，只不過有一些良渚玉器也許因為不合當地的傳統，被改制成別的玉器。

石峁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續進行中。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皇城臺的底部，有一條用石頭砌出的通向內城和外城東門的主干道。在進入皇城臺之前，發現了多重結構的甕城，旁邊還有大墩臺和廣場。尤為重要的是，在已發掘的皇城臺二、三級石墻墻體內，有橫向插入用于支撐的纴木，纴木下面還用石板支護。這和宋《營造法式》記載的“筑城時，城每高五尺，橫用纴木一排”的記載相吻合，但過去一般認為在漢代才開始使用這種技術。

在皇城臺發現的三件銅器、四件制作銅器的石范和玉器，更令人驚喜。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梅建軍是冶金史專家，他對銅刀、銅、銅鏃等銅器和鑄銅的石范評價極高，認為這是揭示中國北方早期銅器的形制和技術特征的重要實物資料，更為探索早期冶金術在中國的傳播路線提供了關鍵證據。而甕城外玉鉞的再次出土，又一次證實了之前所出玉器的獨特埋藏風格。

人們注意到，第三次文物普查顯示榆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到4400多處，既有面積不足1萬平米的小型遺址，也有50萬平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而石峁這樣的超大型聚落僅此一處。在它四周散布的中小型聚落如眾星拱月，提示人們這一地區聚落的整合與變遷經歷了相當漫長的過程。

石峁遺址并非橫空出世，也不是孤立存在。通過在周邊的禿尾河流域、寨峁梁等遺址進行發掘，再結合上個世紀80年代在內蒙古大青山南麓和晉中地區的相關考古發現以及10多年前在陜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學術界已經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區史前文化從萌芽到繁榮的過程。由此，這一地區在中國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的獨特地位也越來越得到彰顯。

隨著中原文化的興起，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都衰落了。從考古學面貌來看，石峁應該與陶寺遺址中晚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既可從出土的陶鬲等典型器物上進行確認，也可通過大型墓葬中隨葬品的擺放風格來追蹤。不過，石峁人群的南下和陶寺遺址的滅亡有著怎樣的關聯，一直是考古學家心中的謎團。

如果放到更為寬廣的背景下看，龍山時代晚期的歐亞草原社會已經掌握了很多重要的技術，比如，牛、羊、馬的畜養，小麥的栽種，銅器的制造，等等。這些文化要素均可能通過草原之路、青銅之路傳播到中國，而石峁遺址所跨的時代正好是一個關鍵的文化傳播時期。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也位于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中心位置，朝北更靠近歐亞草原地帶，朝南離中國古代文明中心不遠。從這個意義上講，石峁也為研究龍山時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