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雅尼斯·庫奈里斯與模特

雅尼斯·庫奈里斯與作品

雅尼斯·庫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于2月16日在羅馬去世。他是一位以“貧窮”著稱于世的稀有藝術家。所謂“貧窮”，并非說他身世貧困，是指他終生信奉“清貧”的藝術概念，至死不渝。法國《世界報》載文稱：他的辭世使得“貧窮藝術失去了它最忠誠的捍衛者”。

筆者自幼喜愛繪畫，但對“概念藝術”流派卻不敢恭維。數度去瀏覽巴黎香榭麗舍，或盧森堡公園舉辦的概念藝術展，感覺是乏善可陳，比觀賞一年一度的大宮殿“國際現代藝術展覽”還更讓人掃興，喚起對薩爾瓦多·達利褻瀆達·芬奇繪畫的反感。或許，這是因為自己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了。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庫奈里斯是一位可敬的藝術探索者，尤其是他給人啟迪的“清貧”哲理概念，引人深思當代造型藝術和空間藝術日益商業化的頹勢。

雅尼斯·庫奈里斯1936年生于希臘比雷埃夫，20歲進入羅馬美術學院，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熏陶，不久擺脫非形象藝術，代之以幾何圖形為象征的新穎創意。庫奈里斯獨辟蹊徑，從馬塞爾·杜尚的創作中汲取“概念”，沖出物質的樊籠，來展示主體內在的靈動，以無形超越有形。從20世紀60年代，他卷入了在意大利開始流行的概念藝術潮流，聲稱：“我找到什么，就用來創作，像一個老式畫家，來時兩手空空。”他采用日常碰見的自然元素創作出藝術形象，譬如玻璃、石塊、樹枝、毛織品、鐵皮及其他金屬薄板，長刀和木匠釘子等等，以此表達藝術與生活的思維，用材樸素無華，成本遠比大理石和青銅低廉。繼1967年將活鳥裝置進自己的作品后，庫奈里斯于1969年再出驚人之舉，把法比奧·薩勒基迪尼的阿蒂科畫廊改成馬廄，拴入12匹活馬，以表現人類奴役大自然。爾后，他又用活鯊魚、飛鴿和松鼠等動物當展品，讓觀眾看到的絕非“皇帝的新衣”，而是實實在在的自然生態，由此催生藝術沖動。

由于其創意不同凡響，越出了席勒唯人類藝術觀雷池，他數度應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和加卡塞爾文獻展，以及熱那亞、巴塞羅那藝術展，開始有了一定的國際影響，作品也陸續由歐美大都會、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烏拉圭等十余國重要的博物館，尤其是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收藏。2016年3月，位于巴黎新橋附近的法國鑄幣局舉辦了雅尼斯·庫奈里斯作品展覽。展品中有一籠子活老鼠和兩尾在水中繞尖刀游動的金魚。地上堆放著一些破麻袋，墻頭掛著一塊鐵板，板前點燃一支蠟燭，板上用粉筆寫著斜體大字：“不自由，毋寧死！馬拉萬歲！羅伯斯庇爾萬歲！”由此可見，這位概念藝術家受了卡拉瓦喬和德拉克洛瓦繪畫理念的沖擊，一改早期的“無題”為“有題”，尋求一種藝術道德，坦露出作者的思想意識。

“貧窮藝術”一詞本出自意大利文藝評論家杰爾瑪諾·切蘭之口。切蘭則是從波蘭戲劇導演耶日·格羅托夫斯基所稱道的“貧窮戲劇”得到啟示，為概念藝術這一獨特流派定出這個名目。“貧窮藝術”立意奇特，謀求藝術擺脫物質，以觀念取代實物，屬于概念藝術范疇。它的思維模式注入了不少思辨因素，使一些傳統價值觀發生變化，引出了諸多時髦的文化語匯，如“概念美術”“概念音樂”“概念舞蹈”等等，一時琳瑯滿目，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美各國流行起來。在西方，人們常提到的“貧窮藝術家”里，有馬里奧·麥茲、朱塞佩·波諾納、盧齊亞諾·法布羅、米開朗基羅·波斯托萊多、朱里奧·包利尼。雅尼斯·庫奈里斯似乎是這一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物。

庫奈里斯的“貧窮藝術”，與同屬“概念藝術”的“行為藝術”，或稱“行動藝術”不同。“行為藝術”源于法國，代表作是伊夫·克萊因的《自由落體》，偏重于自由展示行為過程，難免導致藝術泛化，在一些受眾眼里，“行動藝術”被視為“非藝術”，而西方的“肢體藝術”往往喪失“行為準則”，與東方傳統倫理價值相悖。與之相較，“貧窮藝術”似乎無此頹唐之虞。庫奈里斯強調天賦的生命力，總以自然為本，視之為藝術之源。作為“貧窮藝術”的至誠信奉者，他不尚浮華，著眼于人類生活的“簡樸”，崇尚言簡意賅的表達原則，故與時髦的“波普藝術”形成鮮明對照。法新社在2月16日報道庫奈里斯逝世的消息時，特別提到：“雅尼斯·庫奈里斯被公認為‘貧窮藝術’的創始人之一。這個意大利藝術思潮不滿20世紀末60年代稱霸的美國文化，尤其質疑波普藝術。”法國《世界報》也于同日發表記者菲利普·達讓的署名文章，指出雅尼斯·庫奈里斯作品的主旨是“追求視覺的清貧”。這正應和了我國經典《國語》中的古訓：“驕泰奢侈，貪欲無藝。”

這里闡明了一個看來淺顯，實則深刻的藝術哲理。俄國文藝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在1858年已論述過“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系”。他越出人本主義的范圍，肯定“美就是觀念在事物上的顯現”。從這一角度來審視雅尼斯·庫奈里斯的“貧窮藝術”，再將之與“波普藝術”前衛明星安迪·沃霍爾進行一番比較，就能明顯感覺二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靠《瑪麗蓮·夢露》《可樂樽》《布利洛肥皂盒》雕塑和《金寶罐頭湯》系列等時髦廣告畫一躍成為美國流行藝術寵兒的安迪·沃霍爾，顯然是跟應市創意和商業炒作的大眾文化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商業化的超消費文化一時炫目，但畢竟會變成過眼煙云。沃霍爾自己也并不贊同名人崇拜，坦率承認“我不認為自己的藝術有恒久的價值”。他這番話預示著，迎合世俗審美趣味的波普藝術商業效益雖顯著，但文化商品化意味著單調和虛無，終將要走下坡路。

雅尼斯·庫奈里斯生前曾到過中國，用兩年時間考察中國的社會文化，于2011年底在北京一家美術館舉辦了《演繹中國》展覽。他把中國的古老瓷片、瓷碗等拼成不同圖案，當作語言概念，暗喻歷史，來呈示自己的“貧窮藝術”，不失為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一種與東方“他者”進行的跨文化對話。一位西方的概念藝術家在遙遠的、重形象藝術的中國留下足跡，是一件不多見、值得稱道的幸事。如今他已歸西，要看故人給當今世界遺傳下什么。恰于此時，筆者看到《費加羅報》雜志婦女版對“貧窮藝術”新秀、瑞士人托瑪·伊赫索恩的介紹。他的畫坊裝置在巴黎衛星城奧伯維利耶，正展示著用透明膠帶將一沓沓彩紙粘貼成的一對女模特，雙姝窈窕，身材修長，一似長頸鹿，觀眾得仰首方可一睹芳容。面對伊赫索恩如此曼妙的兩淑女作品，筆者悠然遐想：庫奈里斯宗師不復在世，但斯翁一生不改初衷，堅持探索的“貧窮藝術”已經成為一種異類美學，自有承繼的后來人。

（作者：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