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 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短篇小說大師，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代表人物。1914年出生于比利時，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長大，1951年移居法國巴黎。1947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被占的宅子》，1951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動物寓言集》。著有長篇小說《跳房子》，短篇小說集《游戲的終結》《萬火歸一》《八面體》《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胡利奧·科塔薩爾

馬爾克斯說，“翻開第一頁，我就意識到，科塔薩爾正是我未來想要成為的那種作家”；博爾赫斯說，“無人能給為科塔薩爾的作品做出內容簡介，當我們試圖概括的時候，那些精彩的要素就會悄悄溜走”；聶魯達說，“任何不讀科塔薩爾的人命運都已注定。那是一種看不見的重病，隨著時間的流逝會產生可怕的后果。在某種程度上就好像從沒嘗過桃子的滋味，人會在無聲中變得陰郁，愈漸蒼白，而且還非常可能一點點掉光所有的頭發”。

我們熟悉的世界仍有無數空洞，有待落筆描述。在科塔薩爾筆下，世界宛如一張折紙展開，內里的一重重奇遇讓人目眩神迷。噩夢般的氣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兩人步步撤退，終于徹底逃離；乘電梯上二樓時，突然感覺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見一個生活軌跡與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窺見無盡輪回的一角……讀過科塔薩爾的人，絕不會感到乏味。日常生活里每一絲微妙的體驗，都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即興演奏，讓你循著心底的直覺與渴望，抵達意想不到的終點。

本文題為《人見人愛的阿根廷人》，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在1994年2月12日在墨西哥城美術館的演講，本講稿第一次發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里奧·科塔薩爾去世后不久；科塔薩爾去世十周年時，曾作為紀念辭宣讀；科塔薩爾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里斯科州的瓜達拉哈拉“又見胡利奧·科塔薩爾”座談會開幕式上宣讀。瓜達拉哈拉大學設有胡里奧· 科塔薩爾教研室，由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主持。

人見人愛的阿根廷人

約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還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里奧·科塔薩爾。我們三個都怕坐飛機，便從巴黎乘火車前往，夜晚穿越東西德的時候，聊起兩國無邊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廠、大戰所帶來的浩劫和肆意的愛情，總之，無所不聊。臨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問科塔薩爾，是什么時候、由誰倡議將鋼琴加入爵士樂的。他不過隨口一問，想知道一個日期、一個人名，誰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講，一聽聽到大天亮。我們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腸拌涼土豆，科塔薩爾字斟句酌，深入淺出，從歷史到美學，一一向我們道來，直到東方發白，才最終在對特洛尼斯· 蒙克的褒獎中結束。那長長的大舌音，管風琴般渾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現力可說是無與倫比。那個獨一無二的夜晚所帶來的驚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永生難忘。

十二年后，我見胡里奧· 科塔薩爾在馬那瓜的一個公園，面對著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讀一個短篇，是最艱澀難懂的那種——故事中不幸的拳擊手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底層方言訴說著自己的經歷。沒在那種烏糟的環境待過，根本聽不懂那種語言。可科塔薩爾偏偏挑中這篇，在寬敞明亮的公園里，站在臺上，讀給一大群人聽。聽眾魚龍混雜，有著名詩人、失業泥瓦匠、革命領袖和反對派。那又是一次難忘的經歷。盡管嚴格來說，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層黑話的人，也不容易聽懂這故事，但聽眾卻能對故事中的情感產生極大的共鳴。可憐的拳擊手孤零零地站在拳臺上挨打，聽眾能感受到他的痛，為他的夢想和苦難潸然淚下。科塔薩爾與聽眾建立的是心與心的交流，誰也不在乎語言的含義，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這天籟之音里。

對科塔薩爾的這兩次令我感觸至深的回憶體現了他個性的兩個極端，是對他最好的定義。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車上，他博聞強記，侃侃而談，風趣幽默，笑中帶刺，能躋身于任何時代的杰出知識分子之列。而在大眾面前，盡管他不愿做公眾人物，可在無法回避的場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細膩，那么奇特，那么令人著迷。無論哪種情況，他都是我有幸結識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見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館。他時常去那兒，待在角落里，握著自來水鋼筆在作業本上寫作，手指上沾著墨跡。讓－保羅· 薩特也在三百米外做著同樣的事。當時，我已在巴蘭基亞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個半比索，與低薪的球員、快樂的妓女為鄰）讀過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動物寓言集》，翻開第一頁，我就意識到他是我未來想要成為的那種作家。有人告訴我，他在巴黎圣日爾曼大街的“老海軍”咖啡館進行創作，我在那兒等了好幾個星期，終于見他像幽靈一般飄了進來。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著一件長得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鰥夫穿的那種，一張娃娃臉被襯得有些邪惡，牛犢般的眼睛分得很開，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駕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后，我們已是朋友，我又見到了他那天的樣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個旅居巴黎，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斷頭臺觀刑的拉美人。科塔薩爾似乎是對著鏡子寫道：“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專注，仿佛一個在夢中停住腳步、不愿醒來的人。”故事中的人穿著黑色的長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見科塔薩爾時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敘述者不敢上前去問他從哪里來，怕遭冷遇，因為如果碰到別人這么來問，自己恐怕也會生氣。無獨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軍”，我也懷著同樣的畏懼，不敢上前去問科塔薩爾。我見他不假思索、奮筆疾書了一個多小時，其間只喝了半杯礦泉水。

天黑了，他把鋼筆放進口袋，作業本夾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學生那樣出了門。多年后，我們時常碰面，他與當年唯一的變化就是濃黑的胡須。他一直在長，卻一直如出生時那般模樣，直到去世前兩星期，還像一個年華永駐的不老傳奇。我從未壯起膽子問他，也從沒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個坐在“老海軍”的角落、讓我不敢上前搭訕的人是不是他。

我知道，無論他現在身處何方，都會罵我膽小。偶像讓人尊敬、讓人崇拜、讓人依戀，當然，也讓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薩爾正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喚醒所有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還能喚醒另一種不太常見的情感：虔誠。也許，不經意間，他成了人見人愛的阿根廷人。不過，大膽設想一下，假若死者還能死，那么，眼下這種舉世皆為他的辭世而悲的場景，恐怕會讓他無地自容，再死一次。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書里，誰也不像他那樣懼怕身后的哀榮、奢華的葬禮。更有甚者，我總覺得，在科塔薩爾心里，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環游一天》中，一個人居然大出洋相——死了，朋友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為了解他，深愛他，我才拒絕出席胡里奧· 科塔薩爾的一切治喪活動。

我希望能以如他所愿的方式懷念他，為他存在過而高興，為我結識過他而欣喜。他留給世人的回憶猶如一部未盡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而不可磨滅，為此，我心懷感激。

摘自《我不是來演講的》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著

李靜譯

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