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談杜拉斯：懸而未決的激情》瑪格麗特·杜拉斯莉奧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訪談繆詠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今天我們翻開中國的純文學期刊，會發現一部新的文學作品一定會帶著兩個“拖油瓶”，一個是理論家的批評，另一個就是作家的創作談了。其實，作家們在訪談中仍在繼續著他們的創作，仍在講一個故事，沒有任何的遮掩，只不過更換了方式而已。杜拉斯和許多作家一樣，總是覺得讀者沒法完全理解他們，這使她動怒，隨之便滋生了解釋自己及作品的欲望。她要為自己及作品找到一個原因，于是便有了這本《杜拉斯談杜拉斯》的書。

訪談的風行證明了一個事實：我們的確甘心被騙，并且急于炫耀自我的忠誠。謊言的出現是片刻的，只需一瞬間，說謊者和聽謊者就構成了一個場域，在看似真實的講述里復制了虛構。杜拉斯如此，那些在訪談中對成功、對創作、對自我、對生命等等侃侃而談的人皆是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訪談錄是“無聊”的，它適合兩種人閱讀，一種是研究者，他們不自信，所以需要作者本人的支持并且他們熱衷為所有行為找到動機。另一種是窺探別人隱私的“吃瓜群眾”，他們關注別人生活的隱蔽之處并且相信那些當事人關于自己的所有言論，像孩子一樣輕信真誠。

杜拉斯在中國的流行是必然的，這不僅是由于她筆下那流光一樣的中國情人，還因為女性與性的作家標簽是今天“文學消費”的重大賣點。事實上，關于女人，男人永遠不會懂得她們虛構記憶的能力到底有多強。因此，任何的出自女性的訪談錄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部精心編排的小說，何況這本《杜拉斯談杜拉斯》還是兩個女人間的對話。在法國關于杜拉斯訪談的書數目不少，比如米歇爾·波爾特的《卡車》、塞爾日·達內的《綠眼睛》、熱羅姆·博儒爾的《物質生活》等，但本書的特殊之處在于作者不僅關注杜拉斯特定時期的思想和創作，更是對批評杜拉斯的若干言論和其一生的生活與創作的整體脈絡有所整理。這位意大利的作者又以對話問答的方式行文，為讀者展示了一個完整又全面的杜拉斯，本書的優勢就像當初將意大利語的原著翻譯成法文版時，譯序中對其他訪談的批判一樣明顯：“與本書作者利奧波迪娜所采取的對話方式不同的是，法文訪談往往都緊盯著某本特定的書為主，要不就是跟杜拉斯談她的生活、作家生涯。”在本書中，童年、文學、激情與女人的話題讓杜拉斯活成了她想象的樣子，這也是她電影的觀眾和作品的讀者所想象的杜拉斯。這要歸功于杜拉斯對回憶的精簡與抽象。

杜拉斯說： 大家總是指責我，說我瘋了，不合乎邏輯。杜拉斯的話是真誠的，至少她的作品可以證實她所受的指責是真實的。稍微有一點閱讀杜拉斯經驗的讀者就會發現，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有一系列的“瘋女人”形象。這讓我想起了勃朗特姐妹，在《簡愛》中被關在閣樓上的瘋女人和艾米麗筆下暴風驟雨的瘋狂。但杜拉斯筆下的瘋女人是極為安靜的，既不是夏洛蒂筆下的那種畸形的瘋狂也不是艾米麗筆下狂野的瘋狂，就像《毀滅，她說》中不知疲倦的伊麗莎白一樣，杜拉斯筆下的瘋女人始終在病房里發呆。《勞兒之劫》《副領事》《英國情婦》及《愛》中都有瘋女人形象，那些瘋女人都像極了杜拉斯：乖戾，做作，虛榮又孤獨，瘋狂，安靜。你難以走近杜拉斯，因為她說：你們是病人。（《毀滅，她說》）杜拉斯的小說被批評為“重復”，這和她對殖民地、政治、性、愛情等的反復敘述有很大的關系，她把小說當作是對想象的敘述，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言：敘述是一種回憶，也就是一種概括，一種簡化，一種抽象。（米蘭·昆德拉《帷幕》）杜拉斯把她關于童年和生活的所有記憶簡化了，簡化成了瘋狂、激情與孤獨，并在她的小說與電影中不斷強化。然后，杜拉斯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能完全代替她自己的符號。閱讀她的作品就會發現，“杜拉斯符號”便是自傳性，在杜拉斯的小說與電影中永遠都游蕩著杜拉斯的靈魂。杜拉斯用她的作品借助想象把自己強化成了我們所認識的杜拉斯，但這也許不是杜拉斯本來的樣子。這讓人想起一位批評家說過的一句話：女人在寫作時只想沉浸在她的想象里，她想象過去也想象未來，甚至現在。

所有的這一切杜拉斯都通過偷窺來完成，在《毀滅，她說》中偷窺是作品中人物首先存在的方式，在《英國情婦》中則是讀者的行為。杜拉斯讓她筆下的人物不斷地說話而不是行動，于是所有的故事都在被講述，讀者便成為對話以外的偷窺者，既沒有發出任何的話語也沒有見證任何的事件，而是偷窺了對話雙方。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偷窺是一種常態也是存在的方式。杜拉斯說：觀看這個世界，就是我在世上的職責所在。“看”的行為在杜拉斯的小說與電影中都十分重要，《廣島之戀》開始時打斷的視覺化觀看便是其中之一。這種偷窺也許解釋了杜拉斯對自己小說中“缺乏”的認識，“缺乏秩序，缺乏中心，缺乏一個無可救藥地被切斷聯系的‘我’，可以找回自我的那個中心。”或者說，杜拉斯始終躲在圓形鏡頭的背后，在鏡頭前的杜拉斯是缺乏的。

《杜拉斯談杜拉斯》這本書以杜拉斯和作者之間的對話為形式，暗藏著問與答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存在著三種權威：第一種是杜拉斯對作品的權威；第二種是問話者對讀者的權威；第三種是作者對杜拉斯的權威。杜拉斯在本書中對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小說、戲劇和電影等作了解釋，她的解釋構成了對杜拉斯作品的權威并剝奪了其他人理解作品的權利。比如我對《毀滅，她說》的理解是在精神病院中四個人偽裝的正常生活，但這和杜拉斯的解釋至少在側重點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作者對杜拉斯的詢問將讀者引入了她的陷阱當中，讀者不得不根據作者的思路及判斷去理解杜拉斯。第三種權威看起來很不合理，因為似乎更合適的是杜拉斯對作者的權威，這是表面的。因為在作者與杜拉斯的詢問與回答中建立了一種微妙的關系，即杜拉斯必須為作者的問題制造答案。在這個過程中杜拉斯被迫說謊，說謊是無意識的，或者至少是對自己進行了過度的闡釋。因為沒有人能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確實的原因，所有的原因都是被強化的，這源自于解釋自我的動機。

作為訪談這是不可避免的。本書中關于男人與女人的論斷是十分有趣的，因為它帶有杜拉斯特有的專制。閱讀杜拉斯不應該始終用嚴肅的態度，因為杜拉斯會將這部分讀者帶進陰暗狹窄的巷道里。關于偉大的作家的認識，杜拉斯與伍爾夫及科勒律治的認識相同，認為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基于此，我想，對杜拉斯的認識也應該跳出她女性的性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