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已有近100年的歷史，在這段時期內，民族學人類學中國化的議題一直不絕于耳，創建中國學派的呼聲也比較高。然而，這兩個概念是否有區別呢？筆者認為二者的內涵不同，是發展的不同階段。

從中國化的概念來看，西方學術的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是以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學術發展階段為背景的。一旦脫離這個背景和基礎，把西方學術嫁接到中國社會中來，肯定會產生不適應和扭曲的結果。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學術尚未發展到有自足的基礎概念和術語的階段，自然不能驟而進入以講究資料處理技術為主的研究方法。

按照上述邏輯進行推理，西方學術的引進，至少需要兩個階段。第一是建立基礎概念和術語階段；第二是形成獨有的方法論階段。筆者認為，前者可以看作是民族學人類學的中國化階段，后者是中國學派的創建階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民族學人類學中國化重點在“化”，強調的是本土化，也就是結合中國實際引進、吸收、消化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創建學科組織、制定學科規范、培養學科人才，這是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一步。中國學派的創立則重點突出的是在對國際學術界充分認識的基礎上，在統一的學科規范下，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聲音，打破西方的話語壟斷，強調的是國際化，這是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二階段。結合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發展的情況來看，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吸收一直在進行，一些學者提出的看法可圈可點。學科組織、學科規范、人才培養體系的建立及完善也已有了長足進步，現已成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快速發展的有利助推。可以說，構建民族學人類學中國學派的時機或已到來。筆者認為，在具體的構建過程中，如能形成以下幾點共識或許有益：

一、廣泛整理固有的民族志資料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文明發展從未間斷過，歷史上的各類文獻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記錄了無數周邊族群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況，這些豐富材料能為中國學派的構建提供雄厚的資料支撐。民族志資料的整理不僅包括用漢文字書寫的正史，還應當涵蓋歷代各類民間文獻及各個少數民族文字記錄的文獻。另外，一些考古學資料、碑刻銘文、書畫音樂等也應引起重視。只有這樣才能突破傳統史學中的單一政治更迭、王侯將相的桎梏，建立起一套涵蓋社會各階層、生活各方面、文化各層次等的立體化的民族志資料庫。

二、深入總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族學人類學思想，從傳統思想中汲取智慧

目前，在民族學人類學界，主流話語依然在西方，最新的理論方法的突破也依然在西方。中國民族學人類學若想更好地解釋中國問題，走向學科獨立、走向世界，必然要打破西方的話語壟斷。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從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百年發展史入手，更要從中國博大精深的思想庫中去汲取智慧；需要我們跳出西方表征話語，找到能與中國傳統對接的方式，使得民族學人類學的含義能以原生態的面貌展現在國際學術界的宏大舞臺上。

三、進一步加強田野調查的實踐

雖然后現代思潮對于經典的田野調查方法提出反叛和質疑，但是這些質疑和反叛的聲音也依然來自于最精細的田野作業。因此可以看出，田野調查方式無論何時都不會過時。想要進一步解釋中國問題，僅僅靠歷史文獻的回顧，只能獲得事件或者問題本身的只言片語，只有對問題本身進行精細的深入的共時性的考察，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本源。所以，中國經驗的總結最終還需要靠田野調查中對資料的搜集，也只有在廣泛總結中國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并進行哲學層次的提煉，最終才能形成中國學派或者中國道路。

四、海外民族志或者世界民族的研究刻不容緩

民族學人類學傳統上被認為是研究異文化的學科，但隨著學科的發展，本土研究逐漸成為重要的潮流。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因為特殊的環境，從建立之初就開始本土的研究。在100多年后今天，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加強對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研究顯得迫在眉睫。從學理上看，中國經驗的總結不僅需要在“自我”的研究中來獲得，更為重要的是要從對“他者”的研究中汲取。對“他者”的研究就像一面棱鏡，不僅能照出“自我”的高低矮胖美丑，為我們的學術研究和文化提供反思，而且多元化多樣性的研究，也能拓展視野，以廣闊的胸襟海納百川，最終實現中國學派在在前進中反思、在反思中前進。

五、中國學派或者中國道路是一個長久的永恒的任務

學術界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也突飛猛進，我們相信，中國經驗的傳播指日可待，中國學派的創立指日可待，中國學術的獨立指日可待。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聲音、中國話語必然響徹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并不是說在構建中國學派之后，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任務就要完成，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就要止步，中國民族學人類學任重而道遠，因為中國學派不僅要成為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界的多元中的一元、多樣中的一樣，更重要的是要再接再厲，使得中國智慧成為解決世界民族問題中的有效方法之一。這不僅是中國以大國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