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6年中篇小說的創作仍然在多年來中國文學創作中形成的穩定格局和固有線索中行進，雖然在思想藝術上并無明顯突破，但在某些方面也呈現出特色和新意。我們也要意識到，文學史上父子沖突敘事集中的時期都是社會轉型期，《紅樓夢》《家》《創業史》《人生》等創作無不是社會價值觀重估和重構的標志性創作，因而，2016年的中篇小說對此的關注也未嘗不是新一輪社會觀念變遷的風向標。

以篇幅和題材為尺度對年度創作進行總結，有時候是勉為其難的，因為文學的特色和趨勢可在某一主題或作家創作線索中被確定和提煉出來，但以篇幅與體裁去總結則不具有這種便利與優勢，因為它必然要面對豐富復雜的對象，更何況各類文學雜志每年刊發的中篇小說浩如煙海，筆者一方面無法閱讀所有，另一方面也必然無法在有限框架結構中囊括全部，只能在閱讀所及之內進行選擇式和印象式總結，必會有所遺漏，必會有主觀性和先驗性，但無論如何，這種總結都是有效和必要的。總的說來，2016年中篇小說的創作仍然在多年來中國文學創作中形成的穩定格局和固有線索中行進，雖然在思想藝術上并無明顯突破，但在某些方面也呈現出特色和新意。

新世紀以來，城鄉文學敘事占據了文學創作的半壁江山，從單一的鄉村敘事到城市化敘事，體現了中國文學在中國鄉村人口快速涌入城市，城市化不斷加速的背景下新的文學反應和藝術敏感度。城市化文學敘事是多樣性的，作家的藝術志趣也是不同的，這自不待言。但在筆者看來，“城市化”文學敘事最突出的征候卻是反城市化情結，“城市化過程”在文學中常被描述成“受難”和“墮落”的過程，這顯然是文化傳統中的鄉村價值尺度在起作用。2016年此類題材的大多數中篇小說仍然在這個思想軌道上滑行，不過可喜的是，一些作品在同主題之下，卻表現出彌合城鄉情感差別和價值差異的主動意識，并力圖在城鄉平視的平等化視角上為鄉村出身者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苦難尋找依據。宋小詞的《直立行走》中，楊雙福作為一個進城尋夢的鄉村人一直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周午馬的出現令她看到了希望，但他最終認識到了，作為城市人的周午馬的生活比他強不到哪兒去，周午馬對她的婚姻承諾也不過是為了多得30平米拆遷房的功利目的。雖然最終楊雙福在虛妄的親情和正義感影響下襲警入獄，并慘遭拋棄，但最終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人生感受中放棄了對周午馬的報復，這種和解并不源于愛，而是源于“我不過是另一個你”的理解與原諒。顯然，作品中楊雙福對苦難人生的發現與領悟并不來自對城市的嫌惡和遺棄，而是與城市貧民感同身受的感觸。這種城鄉的抹平感在舊海棠的《橙紅銀白》和王華的《橡皮擦》等中也表現明顯，作品雖也關注入城者的彷徨與墮落，但生活成為陷阱并不是因為棄鄉入城，而是源自人生選擇和婚姻處境的某種普遍性。

2016年中篇小說仍有一部分創作關注歷史題材。無論我們如何評價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創作，時至今日，歷史題材小說仍在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慣性上延展。作家們更習慣在20世紀巨大而波折的歷史變遷中勘探家族與人群的命運，更習慣在重大歷史事件的背景中展現人性的復雜萬端，雖然依托宏大歷史，但又不依據宏大歷史解釋已然，而是在偶然化、個性化、荒誕化維度中做個別性理解。不能不說，這種寫作方式已不再具有20世紀八九十年代莫言、陳忠實、蘇童一代作家文學創作的先鋒性與新銳感，很大程度上已成為中國作家想象歷史和理解歷史的新的模式化。可以說，2016年中篇小說的歷史題材創作仍處于這個維度中。像海飛的《秋風渡》和畀愚的《麗人行》就是這類創作的典型代表，兩篇作品有相似的構思，都是把女性的生長史、婚姻史、愛情史鑲嵌在波譎云詭的民國與左傾路線肆虐的歷史維度中，歷史的荒誕成為主人公無法擺脫的命運淵藪，他們只能在其中隨波逐流而永遠無法自主命運。在作品中，作者似乎要表達與主流歷史不一樣的見解，但如果將這些見解置于30年來中國文學歷史敘事的大格局中的話，顯然已無更多新意。兩篇作品的作者都試圖在整個現代史線索中講述人物的命運與家族的興衰，但以中篇小說的規模來完成如此宏大的寫作意圖難免會差強人意，兩篇作品在敘事上表現出來的單薄和平面化與此是相關的。相對于具有較為明確歷史意識的歷史小說，有些小說則表現出對歷史敘事本身的某種懷疑，像小白的《封鎖》和胡性能的《消失的祖父》試圖告訴讀者，歷史是我們苦苦求索但是永遠也無法真正還原的，前者試圖揭開汪偽特務頭目被刺殺的真相，后者試圖厘清祖父如何從轟轟烈烈的抗日英雄淪落到階級敵人的生活軌跡。但是敘事走到終點，不是真相的被揭開，而是真相的不可知。在我看來，兩篇作品關注的不是虛構本身的不真實，而恰恰是對歷史本質的直面。

在2016年城市題材的中篇小說中，愛情與婚姻生活仍是主題的主流，相對于城鄉敘事與歷史題材的刻板和機械，城市婚戀題材敘事則體現出某種新鮮感與多樣性，這顯然是因為在當下價值觀念和生活樣式多元化和多層化的現實中，婚戀題材比城鄉題材和歷史題材更能擺脫觀念的束縛與文學史慣性的牽扯。較有新意的是，在一些作品中，愛情觀念的傳統與開放，婚姻生活的忠誠與背叛這些以往婚戀文學中的中心詞匯已不再是作品的核心了。很多作家很可能認為，這些內容不過是婚戀生活的表現，帶來的不過是非此即彼的有限視野，作家們更多的是試圖在婚愛生活的表象下尋找和發掘某種生活的真相與心靈的真實，張楚的《風中事》、黃昱寧的《三岔口》、朱朝敏的《慈悲刀》表現的都是現代城市婚戀生活中男性的生存景觀，雖然主人公的身份與對愛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在兩性關系中，無論是尋覓真愛，還是適度逍遙，亦或尋求刺激，主人公所認知的異性和與之的關系都是合規律的、可掌控的、可以預見的，但最終他卻發現自己的認知不過是冰山一角甚至完全錯誤，逆轉性的結局令人大跌眼鏡，同時也使井然的敘事發生了訛變。主人公自信心瓦解的過程也是新的世界觀確立的過程，作品的反諷結構令作品獲得了傳奇性，它們都試圖表達：生活不過是巨大的深淵而已，婚戀的本質存在于深淵之中，華麗的袍子上永遠會有掃不盡的虱子。這些作品不但說明了理想化的婚戀生活的可望而不可及，而且也涉及到了存在本身的灰色與荒誕。此外，像遲子建的《空色林澡屋》雖然致力于在原始森林中尋覓一塵不染的風物和心靈，但當科考隊員為了獲得僅有的一次的沐浴機會而不惜互相撒謊欺騙與你爭我奪的時候，美好的理想瞬間化為虛無縹緲的風煙，空色林澡屋也變成了人們講述中的存在而永遠無法真正抵達。

2016年中篇小說創作還對代際觀念分歧與隔閡給予了焦距。代際沖突是中外文學創作史的一個母題，雖然父子沖突是這個母題最常借用的模式，但相同的母題和模式并不意味著因襲，因為父子沖突背后的觀念意識往往不同，沖突的走向和和解方式也不盡相同。陳希我的《父》和陳繼明的《圣地》是這類題材的代表作，兩篇作品可參照閱讀，前者關注的是當下中年人與老年人的觀念分歧，后者關注的則是中年人與青少年的觀念分歧。前者表現為老年人革命理想主義的硬漢精神與中年人市場經濟氛圍中實利主義原則的沖突，后者表現為老年人傳統的古典主義生活觀與年輕人純粹以感覺為中心的后現代主義生活觀的沖突，這種涇渭分明的劃分難免有本質主義的嫌疑，但卻符合作品本意，也與當下社會觀念的代際分層結構相契合。作品的開放精神體現在，沒有對兩代人的價值觀念作是非曲直的判斷，也沒有讓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靠攏，而是在分歧中反思自我，懺悔內心，在他們看來，自我中心主義與愛的缺失才是兩代人隔閡沖突的根本原因。雖然作品中兩代人都因為意外和陰差陽錯而陰陽兩隔，但結局卻走向了和解，同時也是溫暖的。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文學史上父子沖突敘事集中的時期都是社會轉型期，《紅樓夢》《家》《創業史》《人生》等創作無不是社會價值觀重估和重構的標志性創作，因而，2016年的中篇小說對此的關注也未嘗不是新一輪社會觀念變遷的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