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新詩走過百年之際，我們來回顧剛剛過去的2016年的詩歌，的確顯出了某種象征意味：它是否按歷史線性發展的秩序立于百年的至高點上？能否在曲折跌宕的歷程中再度重現過去的輝煌？新媒體是否重塑了詩歌的審美？我們是否愿意從本體角度來看待新世紀詩歌的微妙變化與轉型？這些問題不僅對于詩人來說是一次次挑戰，而對于讀者來說，同樣也是關于閱讀素養和審美品味的考驗。我們寄希望于這個特別的時代，也可能會得益于每一個讀詩、寫詩和愛詩之人的努力。

一

作為一種相對“無用”的文體，漢語詩歌在2016年并沒有表現出和前幾年多么大的變化，它仍然在延續、在徘徊，在微妙的變化中試圖靠近文學和生活的內部。這是一種真切的現實，其實也暗含著期待：我們總是希望這一年的表現能比上一年更好、更出色，也有更多精彩的呈現。在這種時間進步論與線性發展觀的支配下，我們回顧2016年的漢語詩歌，到底是持一種樂觀心態還是懷著悲觀情緒，很多判斷都是無法繞過的命題，這一切價值的體現，端賴于詩人在當下的選擇與命運。歷經歲月的淘洗，最終所能留下來的不是那些喧囂的道義、口號和概念，而是具體的一首首詩歌作品，我們要看它們是否入情入心，是否真正代表了這個時代的詩歌美學。

除了微博、微信上海量的詩歌作品，2016年各種專業詩歌刊物和綜合性文學刊物上發表的詩歌，也是不計其數。因條件所限，我們無法對之作出一個精確的數據統計，只是隱約發現，像《詩刊》《星星》等專業詩歌刊物增加了版面，擴大了容量，以前沒有設置詩歌欄目的文學刊物，這幾年也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或關于詩歌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關注詩歌成為了文學在當下不可繞過的一種視角。像《人民文學》《山花》《花城》《大家》《作品》《長江文藝》《作家雜志》等文學刊物上發表的詩歌，相對于專業的詩歌刊物來說，可能在質量上更高一些。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現象，至少在2016年這一趨勢更為明顯。

2016年詩集出版的一大亮點，就是集中推出優秀詩人的詩集，其中有幾套可以看作是2016年詩歌成績的佐證。中國青年出版社繼2015年推出了中國好詩第一季之后，又推出了中國好詩第二季，可謂是當代漢語詩歌的一次集中展示。另一套亮點詩集，當屬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身份共同體‘70后’作家大系”之詩歌卷，10集基本上體現了當下“70后”詩人的主要詩歌美學傾向。此外，“《星星》歷屆年度詩歌獎”獲獎者書系中，大解的《詩歌散記》、朵漁的《感情用事》、聶權的《下午茶》等頗值得一讀。

除了成套推出的詩集之外，2016年還有一些詩集也從不同側面反映出這個時代詩歌審美的豐富與復雜，多元的風格呈現，也可能返過來對詩人們的寫作構成一種參照和鏡像。張執浩的《歡迎來到延子河》、胡弦的《沙漏》和西娃《我把自己分成碎片發給你》，可看作是詩人向生活致敬的作品，不知是不是因為“中年困境”，他們都開始在寫作上“做減法”。雷平陽的《我住在大海上》是其20年詩歌寫作的一個精選，集中而不散亂，我們得以洞察到詩人清晰的寫作軌跡。楊慶祥的《我選擇哭泣和愛你》被他自己稱為“新傷痕詩歌”，其實是有道理的，這是他作為年輕人在這個時代遭遇一代人的整體困境之后，率先作出的文學應對和思考。

二

民刊作為當代先鋒詩歌的一個“小傳統”，其實承擔了很多官刊所無法完成的使命。在2016年的詩歌格局里，官刊和民刊仍然在合流，這種合流體現在網絡和自媒體時代對詩歌這一文體的劃分邊界里。大部分官刊都曾以專輯形式推出過各種民刊，我們也可從中看出官刊在詩歌美學上所持有的一種開放姿態。它們之間相互的交流與漸近的融合，可能也從一定層面上改變著當下詩歌的生態。

除了相互交流之外，官刊與民刊的合流，還體現為另一種形式，那就是“第三種”詩歌出版物的出現。這種方式有別于私下的獨立小出版，它介于官刊與民刊之間，基本都是在以書代刊的模式下，定期推出詩歌刊物。這樣的刊物在前幾年就已經出現了不少，像潘洗塵主編的《讀詩》和泉子主編的《詩建設》，都是有品質保障的詩歌讀本。張執浩主編的《漢詩》同樣也是一年推出4期，2016年其主題分別為“新青年”、“雨絲”、“創造”、“新月”，有向百年新詩致敬的意思。在詩人的選擇上，《漢詩》可能會顯出某些偏執的美學趣味，但這對于刊物來說并非壞事，恰恰是這種不妥協的精神，讓《漢詩》在眾多的詩歌刊物中脫穎而出，并由此確立了它獨異的品位。相較而言，《飛地》的編選標準，可能偏向于更富知識分子趣味的學院派詩歌，這樣的詩歌能顯出它的復雜性和難度意識，這也可能正是張爾主編《飛地》時所訂立的一個標準，經過這幾年的實踐，現在則成了一個方向，或者說一種詩歌的倫理。

在獨立詩歌出版物中，由詩人啞石主編的“詩鐫”叢書《詩鏡》和《詩蜀志》，頗值得推介。立足地方放眼全國，可能正是“詩鐫”叢書的具體定位，然而，它更重要的一點則在于對具體詩人的代表作和新作較為周詳的呈現。這種策略體現了編者的獨特眼光和趣味性，而不是面面俱到地讓詩歌讀本流于平淡乃至平庸。

在很多民刊紛紛進行出版轉型時，也有一些民刊保持了自己的純粹性，既不走以書代刊的“第三種”出版形式，也拒絕降低品質去追求那些外在的華美包裝，而是緊扣民刊作為先鋒詩歌主要陣地的傳統，盡力恢復當年的銳氣與現場感。比如《非非》《走火》《審視》《建安》等，就是這種有立場、有觀點、有擔當的民刊。

三

至于2016年發生的詩歌事件有多少值得我們銘記和探討，也是一個見仁見智之事。如果說詩歌在這個時代注定要被娛樂化，那么，詩人的明星化幾無可能。余秀華在前幾年因為其特殊的身份和驚世駭俗的標題黨詩作獲得了意外的關注，那可能不是“詩歌的勝利”，而是自媒體時代大眾對詩歌的某種異化消費。這樣的現象級事件終究還是會塵埃落定，而詩人最后還是得靠作品說話。

在每年年初出版的各種文學年度選本中，詩歌的選本相對于小說來說并不少，而且這幾年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這些詩人們根據個人趣味和眼光編選的“一個人的選本”，我們可從中回顧與留存這一年度的詩歌記憶。歷時4年的《“70后”詩選編》出版后引起爭議，之所以僅選擇了70位“70后”詩人，而沒有將所有寫詩的“70后”都納入進來，還是從具有代表性的角度考慮，選擇不同寫作路數和風格的個體作為代表，來映射出“70后”這一詩人群體的整體美學。2016年6月，小說家蔣一談繼出版《截句》之后，又主編了一套“截句詩叢”，推出了包括于堅、西川、歐陽江河、朵漁、沈浩波、霍俊明、臧棣、桑克、嚴彬、李壯、周瑟瑟等19位詩人的詩集，這套詩集同樣引起了爭議，有些詩人認為“截句”這一命名本身就不成立，更多人則認為這種形式過于簡化了詩歌寫作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但不管新事物的出現引起了多大爭議，勇于嘗試總是好的，每一位詩人都應有創造的好奇心，那樣才會為詩意的生成提供新的經驗。

2016年，盡管有“截句”這樣的詩體形式，可讓我們返觀百年新詩在形式上的發展，從總體上來看，并無更多的變化和新意。詩歌活動日漸頻繁，詩歌獎項還在增加，詩歌發表如火如荼，詩歌出版風生水起，這些都可以看作是詩歌“繁榮”的體現，然而，詩歌寫作的質量是否就因此而提高了呢？事實上好像沒這么簡單。詩歌文本的優秀與詩歌數量的增加也構不成正比關系，相反，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平淡，讀到的更多是乏味。在喧囂與浮躁中，年輕詩人被功成名就者所遮蔽，而異質性美學也被大量的文本復制所淹沒了，詩歌在整體上難免會陷入貧乏的困境。在此，我不是要否定2016年的詩歌成就，也并非刻意唱衰詩歌，只是覺得反思現狀于我們更是一種自我審視的途徑，如此方可領悟到2016年在百年新詩的歷史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在漢語新詩走過百年之際，我們來回顧剛剛過去的2016年的詩歌，的確顯出了某種象征意味：它是否按歷史線性發展的秩序立于百年的至高點上？能否在曲折跌宕的歷程中再度重現過去的輝煌？新媒體是否重塑了詩歌的審美？我們是否愿意從本體角度來看待新世紀詩歌的微妙變化與轉型？這些問題不僅對于詩人來說是一次次挑戰，而對于讀者來說，同樣也是關于閱讀素養和審美品味的考驗。我們寄希望于這個特別的時代，也可能會得益于每一個讀詩、寫詩和愛詩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