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80周年紀念日，俄羅斯照例又將有一場隆重的緬懷。我國也將舉辦一些相關活動，比如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將上演一場以“致普希金”為題的詩歌音樂晚會，濮存昕、焦晃、姚錫娟、肖雄、達式常、嚴曉頻等著名藝術家將登臺朗誦普希金的詩，俄羅斯功勛藝術家、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安德列·皮薩列夫也將專程來華，在晚會上演奏拉赫瑪尼諾夫和柴可夫斯基的鋼琴曲。1837年2月10日，在決斗中身負重傷的普希金于下午2點45分在圣彼得堡去世，圣彼得堡和上海兩地時差5小時，上海這臺晚會開場的時間幾乎恰好就是普希金180年前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刻！

普希金步入中國

普希金之于中國的意義首先在于，他是飛入中國人閱讀空間的第一只俄國文學的春燕。20世紀的第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當時曾有“普世經”、“伯是斤”、“普式庚”等譯名。1903年，上海的大宣書局出版一本譯著，這本書有著藍色的封面，還有一個奇特的書名：《俄國情史，史密士瑪麗傳，一名花心蝶夢錄》，這其實就是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兒》一書。此書不僅是第一部譯成漢語的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漢譯俄國文學名著，它構成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和傳播的起點。中國的俄國文學譯介傳統始自普希金，始自“俄國文學之父”，這不僅是一個驚人的巧合，而且也是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開端。正是從普希金開始，中國讀者結識了俄國文學并漸漸地愛上了她，換句話說，俄國文學是與普希金的名字一同步入中國的，如此一來，普希金便在中國人的意識甚或潛意識中成了俄國文學的代表、象征和標識。

1937年，在普希金去世100周年紀念日之際，中國出現了第一個普希金接受高潮，上海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出版了多種文集，并樹立起普希金的紀念碑，這是中國的第一座普希金紀念碑，也是中國第一座為外國作家樹立的紀念碑。在抗日戰爭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座位于上海汾陽路、岳陽路和桃江路交叉路口街心花園里的普希金紀念碑兩次被毀，1987年，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紀念日，這尊上海的普希金紀念碑又第三次在原址落成！普希金似乎成了中國人的一員，上海人的一員，與我們一同經歷了我們民族20世紀的大災大難。上海的這座普希金雕像，由此也成了世界范圍內最著名的普希金紀念碑之一。

1947年，羅果夫和戈寶權合編的《普希金文集》由上海時代出版社出版，產生巨大反響，這部集普希金略傳、普希金作品、關于普希金的論述和以《普希金在中國》為題的專論等內容為一體的文集之后多次再版，標志著普希金在中國的接受已進入成熟的階段。

中國人的普希金

普希金的步入中國，恰在中國的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形成時期。20世紀初，中國開始掙脫封建體制，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傾向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嘗試創建“新的”文學和文化，也就是某種本質上不同于傳統文學和文化的新文學和新文化。如今我們認為，五四運動有三個主要的思想來源，也就是法國啟蒙思想、德國馬克思主義和俄國文學，換句話說，俄國文學當時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審美的對象，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武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普希金被譯成了漢語，并迅即成為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樣板之一。普希金的詩歌和小說形式成為許多中國詩人和作家的模仿對象，至于這種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我們或許可以說，直到當下，就體裁層面和形式意義而言，大多數中國當代詩人和作家的寫作更接近普希金（當然不僅僅是普希金，還包括其他許多外國作家和詩人），而不是20世紀初期以前的中國詩人和作家。普希金在其創作中表達出的精神內涵對于其中國同行而言具有更深的影響，比如他對小人物的人道主義立場，他在專制社會對自由和個性的歌頌，甚至包括他在詩歌中對愛情的大膽吐露。所有這些因素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十分及時、十分珍貴，因此逐漸成了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內容構成之一。總之，普希金和他的中國翻譯者、推廣者、闡釋者甚至讀者一起，成了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奠基者之一。

普希金被公認為俄國文學之父、俄國現代文學語言的奠基者，換句話說，正是從普希金起，俄國文學和文化開始步入世界文明的舞臺。別林斯基認為，普希金的偉大功績就在于，詩人“是初次覺醒的社會意識之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普希金演講》中重復了果戈理的話：“普希金是俄羅斯精神的一個特殊現象，或許是唯一的現象。”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也說，俄國文學的獨立始于普希金。從普希金到列夫·托爾斯泰，在短短數十年的時間里，俄國文學迅速攀上世界文學的高峰，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正如俄國科學院巴格諾院士在他的《西方的俄國觀》一文中所言：“僅僅是由于俄國的小說，西歐人首次看到了一個既與西方同種又與西方不同的國家，并開始將俄國視為歐洲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員，而且心懷誠悅和尊重，而不是恐懼和蔑視。”俄國文學的輝煌成就使西方針對俄國的“輕蔑、責難和聲討”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贊賞”。普希金的創作對于祖國文學之獨立、民族意識之覺醒和本國文化之傳播所具有的意義，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十分重要，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我們非常樂意向普希金和他的繼承者們學習，學習如何完善、發展和傳播自己的文學和文化。

正因為如此，普希金成了在中國流傳最廣的俄國作家，雖說如今中國人或許在懷著更大的興趣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普希金為“全人”，在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詞的意義就在于，普希金不僅僅是俄羅斯人，也不僅僅是俄國人，甚至也不僅僅是非洲人，同時也是歐洲人、美國人和中國人。他是真正的文學世界公民。或許正因為如此，普希金有不止一首詩作被收入中國的中小學語文課本，比如《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和《致凱恩》等。應該知道，中國的中小學語文課本容量有限，所選的外國作家作品屈指可數，所選詩作也不多，可普希金的作品卻被多次選入不同年級的語文課本。普希金的作品有海量的漢譯，他的有些作品如《葉夫蓋尼·奧涅金》《大尉的女兒》和《別爾金小說集》等，擁有十余種甚至數十種不同譯本，就連中文版的《普希金全集》就有三種。據不完全統計，100多年間，中國共出版千余種普希金的作品，總印數超過千萬冊。此外，中國已經形成自己的“普希金學”，中國學者寫作并出版了許多關于普希金生活和創作的專著，每年發表的相關論文更是數目可觀，碩士博士研究生也經常選擇普希金的創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共撰寫關于普希金的論文約1000篇，專著約30部。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可以說，普希金在中國不再是一位外國詩人和作家，他已被當作一位中國人自己的詩人和作家來閱讀和理解，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意義已不再是外來的，而是本土的！

我的普希金

1999年，在普希金誕辰200周年紀念日，我在莫斯科的《文學俄羅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普希金》，我在該文的結尾寫道：“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稱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為‘我的普希金’，的確，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普希金，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普希金。他如今仍舊生活在中國，他是不朽的，既是作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作為我們善良的友人。”（《文學俄羅斯報》1999年6月4日第21期）

普希金是我的第一個翻譯對象，我在大學里學會一點俄語后便立即開始練習翻譯，而最早的對象就是課本里的普希金詩。一年后，我已經譯出十幾首，將我的譯作與一些中國著名翻譯家如戈寶權、查良錚等人的譯作做對比，我自然發現自己譯作的很多缺陷，但與此同時卻也發現自己的譯作似乎也有一點自己的“風格”，甚至“特色”。這種感覺給了我自信，給了我成為一位普希金翻譯者的希望，并進而通過對普希金的翻譯成為一位俄國文學翻譯者的希望。后來，我翻譯了普希金全部的詩作和小說，還主編了十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寫了兩本關于普希金的著作。

在我所有的翻譯作品中，普希金的作品是再版次數最多的。幾乎每一年，我翻譯的《普希金詩選》都會再版一次。有的版本不僅是再版，而且是“再譯”，即我又對譯文中的某些地方做了潤色和加工。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尤其是普希金詩歌的翻譯，似乎是無止境的，有時也像舞臺演員的工作一樣是一門“遺憾的藝術”，出版之后才覺得某些地方還有改進的余地。在我剛開始翻譯俄國文學時，我覺得普希金比較容易譯，比如就比帕斯捷爾納克和布羅茨基的詩更容易譯，可是如今，隨著自己翻譯經驗的不斷積累，隨著對普希金的不斷“重譯”，我越來越覺得，普希金的“樸實和明晰”其實是最困難的翻譯對象。普希金與中國的偉大詩人李白一樣，在任何一種語言的譯作中往往都會顯得過于“簡單”，過于“通俗易懂”，而最“簡單”、最“通俗”的詩在原作中往往是最偉大的詩，太簡單的翻譯處理往往會降低那些傳世杰作的魅力，而違背原作的美化和復雜化，又往往是對那些大詩人的誤譯和背叛，這的確讓譯者有些左右為難。正是因為這一點，我甚至開始意識到，詩歌，其中包括普希金的詩歌，原本就是不可譯的。可悖論的是，普希金的詩歌一直被我們不斷地重譯著、再版著，被中國一代又一代讀者帶著尊重和摯愛閱讀著。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北京斯拉夫中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