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河北文壇回眸（一）

爆竹聲聲，寒風如刀。時令上，農歷舊年已轉過身，正一步步走向歷史深處；但在氣候上，新的一年似乎依然遙遠，尚未正式啟程。在時光轉折交替的節點上，我們已習慣于對過去戀戀不舍，對未來充滿忐忑。

同樣，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國人的現代化需求也開始出現節點。人們追逐快捷、新奇事物的熱情當然還會繼續，但更多人的注意力開始轉向生命安全、心靈舒適等方面。

時代風云變化，現實曲折相牽。這些或遠或近，或宏偉或細微的變化總會絲絲縷縷滲透到過去一年的河北小說創作當中，影響著文學的表現形態。

欲望的困局和信仰的蘆葦

2016年，有一些作家不約而同地聚焦于欲望的故事，人們在享受快捷生活的同時，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欲望所制造的困局、所包裹的丑惡。

張玉清的短篇小說《一百元》（《人民文學》2016年第1期），講述了一個靈與肉的故事。貧困的女畫家與商人張駿簽約，“好處是我有了穩定收入，從此不再為面包發愁，也不用整天擔心被房東趕出去；壞處是我從此失去了自由，我得每天按照張駿的要求畫，不能再像過去想畫什么畫什么”。隨著時間的變化，女畫家內心的屈辱感越來越強烈，藝術靈感越來越稀薄。她決定不顧一切地畫一張自己想畫的作品。創作本來進展得比較順利，可最后時刻，一百元引發的慘劇粉碎了她的幻想，“我差一點完成了它，只差一小處空白，但這空白永遠無法補上去了”。欲望無處不在，大如磐石，壓抑呼吸。女畫家喜歡隨身攜帶一本梭羅的《瓦爾登湖》，也許她還沒有勇氣像梭羅那樣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她確實發出了對欲望的控訴。

劉榮書的短篇小說《懺悔者》（《廣州文藝》2016年第11期），講述了一個罪與罰的故事。小說表面是一個喜劇的套子。肥頭大耳的屠戶滿面愁容來找大仙消解災禍。大仙對他進行了一番心理疏導，又開了一劑故弄玄虛的仙方，屠戶一身輕松地離開了。這完全是一出喜劇或者鬧劇。然而讀者卻一點也輕松不起來，因為在這個喜劇的套子里面，卻包裹著一場駭人的罪惡。無良的礦主為了牟取暴利不顧礦工死活，出了礦難后又不擇手段逃避法律的制裁，絲毫不顧及礦工家屬的精神痛苦。欲望遮蔽了礦主的良知，他是一位真正需要懺悔的罪人。有罪的人會懺悔嗎？劉榮書在這篇小說深處埋藏了一根鋒利的鋼針，刺向每個欲望膨脹的肉身。

值得一提的還有賈永輝的中篇小說《蘆葦》（《長城》2016年第6期）。盡管整部作品還存在不夠圓潤的地方，但令人欣喜的是，它給陰霾密布的寒冬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蘆葦通常被貶為“頭重腳輕根底淺”的俗物，這篇小說卻為它賦予了嶄新的意義。“小白也學著老和尚，獨自坐在街門口的門檻上，靜靜地看星星、看月亮，看眼前這片被晚風吹得晃晃悠悠的蘆葦，慢慢地，內心便感到一陣清靜。”作者筆下的蘆葦是自然的化身，是禪道的印證。這種禪道實則凝聚了東方的古老智慧，是一種認識自我、破除迂執的方便法門。小白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他師法蘆葦，回歸本真，得以達觀地看取生活，和善地與人相處。這或許正是治療當代人心靈痼疾的一劑良藥。

殘酷中蘊藏希望的青春表達

不管什么年代，青春表達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經歷的作家，書寫出來的青春故事大不相同。

張敦如今已過了而立之年，但是青春期留給他的疼痛記憶還會不時翻涌上來，他的中篇小說《苦海無邊》（《長城》2016年第2期），就譜寫了一曲絕望的青春之歌。兩個大學生到一座海濱城市找工作，來到了大海邊，“他彎下腰，讓手機靠近海浪。兩個浪頭過后，他把手機放回耳邊，說，聽見了嗎？哦？不是沖馬桶，是大海的聲音！”大海是洶涌遼闊、充滿激情的，作者卻把它與馬桶并置，寫得如此丑陋絕望，令人訝異不安。青春確實有其殘酷的一面，它甚至可以把準備不足的人打得暈頭轉向。同學建議小張去人才市場找工作，“可是我哪里能抽得出時間？發呆、睡覺和泡海，這三項活動緊密相連，沒有半點縫隙”。“我們躺在游泳圈上，隨波飄蕩”，張敦寫活了承受著巨大就業壓力的當下大學生，寫出了他們內心的苦悶甚至絕望。從中也確實可以看到作者敘事與狀物的豐盈才華。但是，與此同時，如何積蓄力量，帶領筆下的人物一起走出情緒低谷，開辟人生嶄新天地，也是擺在張敦面前需要完成的一份答卷。畢竟“隨波飄蕩”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青春不僅是殘酷的，更應是蘊藏著希望的。

郭剛一直生活在塞外，他的短篇小說《全家福》（《山東文學》2016年第10期），寫出了一種野草般的青春。生活在偏遠鄉村的孩子李冬冬、李冬梅是姐弟倆，母親付梅花靠割蘆葦掙錢來給他們交學費。一家人的生活很艱難，可是母親教育他們不能總把心思放在錢上，“要胸懷祖國放眼未來”。李冬冬不太在意母親的訓導，她更關心的是父親為什么失蹤了這么多年，他什么時候才能夠回來。父親的出走似乎起于母親的不檢點。李冬冬整天在母親身后跟梢打探，似乎是要證實村里人的謠傳，又似乎是要阻止母親再犯錯誤。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父親重新回到家中。小說選取少不更事的弟弟李冬梅為敘述者，成功制造了撲朔迷離的藝術氛圍。小說最后，李冬冬點燃的一場大火，則泄露了她心靈深處深重的屈辱與憤怒。

賈若萱是一位95后在讀女大學生。她的短篇小說《他的家》（《西湖》2016年第9期），講述的雖然是一個傷心故事，卻更多地傳達出了青春生命的一種熱力。小說采用第二人稱的方式，敘述失戀少女用望遠鏡窺探情人家的臥室，企圖報復情人，最終又選擇了寬恕。生動的細節，寫出了少女的聰慧、多情、嫉妒、傷感，還有迷失與復歸。作者初試寫作，還缺乏必要的技術訓練，但近乎天然的文字顯示出她可喜的文學潛質。

現實主義的力量

文學創作的現實主義之樹常青。有些作家把自己關在封閉的小屋里，拿著五顏六色的塑料紙，剪制出一個個漂亮卻沒有生命氣息的人物。而有些作家則堅守現實主義創作道路，寫出了一些細節豐盈、充滿生命力的文學作品。

何玉茹的長篇小說《前街后街》（《當代》2016年第3期），講述了發生在黃村的故事。黃村分前街和后街，“前街的房子是青磚、青瓦壘就的脊頂，后街的房子是土坯、爐渣做成的平頂”。房子不一樣，人的舉止言談也有所不同。明悅家處在連接前后街的馬道上。她與前街的小慧和后街的二妮都是好朋友，可是兩人之間總會鬧點小別扭。何玉茹有一種優秀作家的本領，可以把小說寫得煙火氣十足，又為這煙火氣預置了寬大的孔道，使之升騰，化為高天上的云彩。

康志剛的短篇小說《歸去來兮》（《朔方》2016年第6期），講述的是鄉村式告別。四喜子死了，葬禮后妻子梅香要離開這個家。臨行前梅香與幾個哥嫂之間有一場對話。家人之間的隔閡、心底的不滿眼看要爆發出來，最終卻灰飛煙滅，達成諒解。一場沒有發生的“鄉村戰爭”，折射出鄉村生活的復雜，也顯示了寬容的重要價值。

張紅欣的中篇小說《禮堂》（《小說月報·原創版》2016年第4期），講述了與“代溝”相關的故事。老曹和他的兒子曹寇為公司禮堂的拆留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一方要拆，以解決居住問題；一方要留，以解決情緒釋放問題。本該親密無間的兩代人竟以如此尖銳的方式對立起來，生動地折射出了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

盧立明的中篇小說《禍水》（《長城》2016年第6期），用準確的細節描摹出了基層的生態。作者十分熟悉基層生活，而且善于體察人情世故，寥寥幾筆便刻畫出了人物的心理、神態，細膩傳神，活靈活現。

多樣化的收獲

何申的中篇小說《錢大畫家》（《中國作家》2016年第2期），講述了一個文化人的羅曼史。老錢喜歡畫畫，并因此與王小燕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史。分分合合之間，老錢的外圓內方、王小燕的神經質都躍然紙上。

阿寧的中篇小說《父親的時代》（《北京文學》2016年第2期），講述了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父親崔子玉轉業去了塞外。他關心百姓疾苦、勇于擔當的行為感染了女房東。女房東不顧一切的熱情最終讓父親蒙冤多年。小說以崔子玉的兒子為視角進行歷史回溯，是對父輩精神的一次深情仰望。

夜子的短篇小說《云破處》（《七里海》2016年第4期），講述了一次危險的旅行。小說篇幅不長，幾乎沒有多少情節，但針腳很密實。作者有一種抽絲剝繭的耐心，一點一點剝去日常生活的庸常、瑣碎，找出那埋藏在人們心底的莊重、良善，以及相互關切的美好情愫。

生存對于女性似乎更重要些，但同時，獨立與尊嚴也不可缺少。梅驛的中篇小說《結算》（《中國作家》2016年第12期），細膩地刻畫出了女性的獨立意識。離異后的女工宋愛紅，愛上了到廠里進行工程結算的高木。高木結完工程款去了江西，臨走前跟宋愛紅約定到江西相會。但是，宋愛紅最終選擇留下，她覺得那里沒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能成為男人的負擔。

唐慧琴的中篇小說《去高蓬》（《小說月報·原創版》2016年第12期），描述了家庭倫理的糾結。二哥本來是妹妹紅顏心中的一座山，可是他竟然在外面有了小三。二哥的行為讓她不解，更有些失望。讓紅顏感到心煩意亂的還有二嫂和兩個侄子。家庭關系的本質到底是什么？愛情、親情與利益到底如何考量？唐慧琴極力想用自己的智慧和本心去解開這些難題，可小說直到最后也沒有達成最初的預想。然而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毛茸茸的細節把身處困境中的一家人呈現了出來，讓讀者感同身受，和他們一起尋找出路。

花雨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葬禮》（《長城》2016年第3期），是都市化大潮中小山村的一曲挽歌。城里人拼命想到深山中尋找安靜與清新空氣的同時，山里人也同樣憧憬著大都市。羅盤溝就剩下羅朱生父子二人。父親八十多歲，希望死后埋在祖墳里，堅決不離開。羅朱生小時候受傷落下了殘疾，認為到城市根本沒法生活，也決定留下來。父親去世，兒子找不到人抬棺材。他哭干眼淚，望著灶膛竄出的火舌，終于想出火葬的辦法。作者有一顆善良的心，她關注著城市化大潮中那些不愿離鄉、無法離鄉者的困苦，她把他們請到自己的小說中，讓大家一起關注，一起為他們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