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開頭寫到父親與“堂兄”關系、提籃橋細節，到了第二部分“黎里·維德· 黎里”， 就是另一種解釋——他們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監房，而是在憲兵醫院跳樓就義，關押父親的地點，不在提籃橋，是北四川路憲兵監獄（大橋公寓）。1940—1950 年代，父親數度入獄轉獄，在母親回憶的1950 年代初，竟然他也在這座著名監獄短暫工作，因此前篇我筆誤“提籃橋”，仿佛就是“言說與記憶”的某一種夢魘。包括母親登上火車，被大舅拉回去關在家里一個月，也只有進入到她老人家的敘事范圍里，才有更生動的演繹……我保留著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跡，保留“在場感”的某種差池，是保留了“尋找”的姿態。

我常常入神地觀看他們的青年時代，想到屬于自己的青春歲月，1969 年初，我去東北嫩江落戶，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麥、整隊押上高度戒備卡車的經歷。但父親的復信里，對這些我備感震驚的細節都不予回應，一直到了近期， 看他1942 年獄中通信、1953 年調查監獄制度的報告， 才有所了悟——我當年強調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這些內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親在她的青年時代，曾也和我當年那樣，早起晚歸，終日勞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農活。他們的時代，有他們的“閱讀”與“寫作”，意味深長的詞語重合。比如“浙西”，他們先后見到來自這特殊地方的人員；先后在不同時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覺園”流連；在1938 年杭州“國軍”軍訓，或1950 年華東軍政治大學期間“打綁腿”——那些遙遠的黎明時刻，天剛蒙蒙亮，他們先后在催促聲中匆忙起身……我則是要延續到更晚的1970 年，一般是半夜一兩點鐘，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緊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隊報數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時閃動信號彈的藍光——這都是蘇聯特務潛入邊境所為嗎，但我們始終撲空，后據說終于有人找到了一種（空投？）定時發射裝置……在無數黎明前那些難忘黑幕里，我們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綢一樣的熱氣……

一些簡單的詞語，如頻繁出現的“寫交代”“寫申訴”，會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時期的記憶碎片里，也重疊在楊德昌電影中的那位難忘的父親身上，我一直記得在影片的“咝咝”聲中，那個長期獨坐不動的寂寞背影。

我曾借用小說對話，重現當年詢問父親的內容，問他為什么不去做工，為什么不做上海碼頭工人，如能這樣，我家現在就是工人階級成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