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魚》 作者：（秘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譯者：趙德明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年9月 1990年，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角逐秘魯總統大選失利后，“自我放逐”到歐洲，在此期間撰寫了一部“選戰回憶錄”，這就是《水中魚》。

【延伸閱讀】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作者：（美） 雷蒙德·萊斯利·威廉姆斯 譯者：袁楓 版本：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6年4月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1936- ），著名作家，被譽為“結構現實主義大師”和拉美“文學大爆炸”主將之一，著有《胡莉婭姨媽與作家》《酒吧長談》等。2010年，因為略薩在作品里“對權力結構進行了細致的描繪，對個人的抵抗、反抗和失敗給予了犀利的敘述”，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博爾赫斯好像說過這么一句話：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她經歷的一切都是寫作資源。這句話用在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身上特別合適。他的許多虛構作品都是以個人經歷為藍本的，在《城市與狗》中我們可以了解他在軍校就讀時的經歷，《胡莉婭姨媽與作家》取材于他的第一段婚姻，《公羊的節日》則在很大程度上糅進了他在秘魯的從政經歷，因此這部背景設置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小說不能完全看成是多米尼加歷史的文本記錄。

如果沒有作者1987年至1990年的那次競選秘魯總統的大冒險，《公羊的節日》對那種代表了拉丁美洲落后政治制度的權力結構的描繪一定會失色許多。要了解略薩的那段經歷，還有一本非虛構作品可以作為重要參考的，那就是作者本人完成于1993年的回憶錄《水中魚》。這部回憶錄主要講述的就是兩個時間上距離遙遠的故事：略薩是如何競選總統的，以及他是如何成為一個作家的。

文學 他反抗強權的方式

作家以創作揭露現實乃至介入社會現實，是拉美文學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不可否認，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中都存在著現實主義傳統或流派，但在拉丁美洲，文學與社會現實似乎以更顯著的方式糾纏在一起。這一現象的人格化，就是作家成為社會活動家乃至政治家。19世紀阿根廷的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秘魯的里卡多·帕爾瑪、古巴的何塞·馬蒂等人都既在本國文學史上占據重要一席，又是民族歷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人物。略薩以及與他同輩的一批拉美知名作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涉足政治。

如果說在發達國家，作家更關心如何與權力保持距離，如何讓文藝創作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那么在不發達國家，真正的作家往往以挑戰權力、改變不公正的現實為己任。從《水中魚》中可以看到的是，無論是寫作還是從政，略薩的動機都是反抗強權——文學愛好最初對他來說，就是針對他那個專制無趣的父親的斗爭方式，而參選總統則始于對阿蘭·加西亞政府強行推出的金融部門國有化政策的反抗。

略薩借著這本回憶錄，重申了他的政治經濟主張：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盡量發展私有制，鼓勵競爭和個人創業，在國民心態上去除一切依賴國家的思想，把經濟生活的責任委托給文明的社會和市場。在略薩看來，這就是“現代化”的思想，是秘魯社會擺脫野蠻專制和貧窮落后、走向民主和繁榮的必由之路；而在拉美左派知識分子看來，這樣的思想有一個可惡的名字：新自由主義，這是殖民主義采用的新形式，讓拉丁美洲繼續依附于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

略薩早年支持古巴革命，對卡斯特羅失望后轉向自由主義，在政治光譜上與右派靠得更近，不遺余力地批判他曾經信奉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那些批判資本主義剝削體系的拉美知識分子拉開距離。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曾在他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系統揭露了歐美的發達如何造成拉丁美洲的不發達，在《水中魚》中我們可以找出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害的神話之一就是：窮國之所以窮是富國密謀的結果，是富國為了剝削窮國、讓窮國維持不發達狀況而有意策劃的。……的確，在過去，繁榮幾乎完全取決于地理位置和國力。但是，現代生活的國際化——市場、技術、資金——使得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最小的、缺乏資源的國家，如果它肯向世界開放，通過競爭機制組織經濟，也會得到迅速發展。”

略薩對拉丁美洲本土產生的經濟民族主義、結構主義、依附論等思想一概拒斥，而是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為師；競選期間對日本、臺灣、韓國和新加坡這四個經濟發展“榜樣”的僅僅為期兩周的考察，更堅定了他以自由化思想改造秘魯的信心。他在書中明言：“最先進的思想是自由化思想”。

隔閡 他的秘魯夢只是看上去很美

或許略薩并沒有深入了解，那四個“榜樣”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起飛，還有什么重要因素。至于他面對的那個危機四伏、亟待改造的秘魯，治愈頑疾的思想藥方恐怕不是最先進的理論，而應是最符合秘魯現實的思想。在這樣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要在全民投票中獲得勝利，贏得廣大貧民階層的支持是關鍵。略薩并非輕視這一點，他在書中記錄了自己多次冒著生命危險走山區、下基層拉選票的經歷。但再完備的施政綱領也不足以讓略薩獲得低收入者們的普遍認同。

略薩在書中詳盡展現了權力角逐場的丑惡，似乎是在暗示：他的競選失敗是政治對手們合力制造陰謀的結果；他的完美施政綱領之所以無法實現，是因為秘魯糟糕的政治環境容不下先進思想。

作為局外人，讀者或許可以就略薩的敗因做出不同的判斷。從作者在書中對早年生活的回憶就能看出，略薩出生成長在一個上層中產階級的家庭，最讓他感到自在的活動空間是城市，秘魯的山區、鄉村、遍布貧民窟的城市郊區是他很少涉足也缺乏了解的地方。

在拉丁美洲，生活在同一個國家的人仿佛看待外國人一樣地看待自己的同胞，是很正常的現象。略薩在書中也承認：“秘魯不是單一的，它國中有國。”他在為拉票而遍訪各地的活動中不斷地為底層民眾的生活處境所震撼，正表明他對鄉野的秘魯、“深層”的秘魯缺乏認識。略薩的秘魯夢看上去很美好，而且他趕上了一個好時機：他為當選總統而奔走的這三年，正是發生蘇東劇變的大時代，是資本主義世界高唱“歷史終結”凱歌的年代。然而選舉結果表明，一半以上的秘魯民眾并不贊同略薩的政治主張。

復仇 把失敗的從政經歷轉化成暢銷書

略薩在書中提到秘魯的現實時，經常使用一個詞：“野蠻”，作為文明的對立面。“文明與野蠻”的思維模式來源于前文提到的阿根廷思想家薩米恩托。繼承薩米恩托思想的人們認為，拉丁美洲只有擺脫野蠻，建立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可能步入現代化。

在略薩的筆下，秘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獨裁統治現象、阿蘭·加西亞政府的經濟國有化政策、秘魯社會司空見慣的暴力現象乃至秘魯“鄉土”文學統統與“野蠻”掛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或許會認為，單以“野蠻”對“文明”的拒斥來解釋秘魯歷史和現實的種種現象，是過于簡單了，而文學研究者則可以發現一些有益于修訂文學史的材料。

懷揣成為偉大作家的夢想，青年時代的略薩因為新聞工作的關系采訪了當時秘魯文壇一眾重要作家。這些作家大多讓他失望，對于已經為福克納的小說技巧所吸引的青年略薩來說，他們只會用機械的方式重復一系列與安第斯山區風土人情相關的老套題材，裝腔作勢地使用巴洛克式的“民間”語言，寫的東西既非可信的社會文獻，又非可讀的文學作品。略薩指出這些泛濫成災的鄉土題材文學所忽視的東西：寫作是一種智力勞作，是敘事順序和時間結構的創造，是虛與實的巧妙安排。

以代際的眼光來看，當新一代創作者對前輩產生否定和反抗時，風格的嬗變就發生了。由此可見，拉美“文學爆炸”并不單純是社會環境變動使然，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拉美文學史內部的變化因素。青年略薩追求的是一種城市的、世界性的文學，秘魯無法滿足他的雄心，于是他遠赴歐洲，終成一代文學宗師。作為政治家的略薩失敗了，而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各種文學榮譽則給了他補償。他把失敗的政治經歷轉化成一本暢銷書，以敘事的方式實現了針對政治對手們的復仇。相比于政客，作家獲得了永遠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