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村上春樹第11年獲得諾獎提名，最初的扼腕，屢經消磨，到最后，再看向這個須髭斑駁、華發叢生的67歲老作家，幾乎感受到些許悲壯。

村上春樹作品的譯者林少華曾將村上的“屢戰屢敗”歸咎于批判性與本土性不夠。林少華認為村上的強項在于“追究個人心靈的深度與廣度、追求人性中那些難以言喻的微妙關系。”而這方面的偏重，就必然以犧牲某些“政治體制考量”為代價。

2017年1月，村上春樹出版新書《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如果說之前的寫作，是村上作為“手持占卜杖的尋水者”縱身跳到內心的水域將已然存在的物語“從內心拽出來”；這次寫作則更多是對自己進行條分縷析地勘探，是一番平實的認真的自我抽絲剝繭。

村上1981年動筆寫《尋羊冒險記》，他談到，《尋羊冒險記》的結構深受偵探小說家雷蒙德錢德勒的影響，此外，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等美國作家的文章結撰方式都在村上的寫作中留下印記。

除了寫作上的因襲，某種程度上，村上也感受著他們思想上的感召，他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引雷蒙德錢德勒的看法來佐證自己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

“在一封書信中，雷蒙德錢德勒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諾貝爾文學獎算什么！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道斯德哥爾摩去，得身著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么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林少華說村上君是冷靜、低調、謹慎的人。《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單辟一個章節來談論他對各類文學獎的看法，其中不乏大段的怨艾：

“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過于大家都來安慰我。一旦落選，就有許多人趕來看我，對我說：‘這次太遺憾啦。不過下次絕對能得獎。下部作品請好好寫啊！’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弄得心情復雜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詞，搪塞了事。”

談到更為久遠的回憶，之前村上兩度提名芥川獎又兩次落選以后，村上春樹走進一家書店發現里面堆滿了書名類似《村上春樹為什么沒能獲得芥川獎》的書。

村上春樹說：“其實就算我得到了芥川獎，可是，既無法想象世界的命運會因此發生改變，也無法想象我的人生會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還是眼下這副德行，我也肯定還是這樣，三十多年來，大抵按照相同的節奏執筆創作至今。不管我是否獲得芥川獎，我寫的小說恐怕照樣被同一批讀者欣然接受，照樣讓同一批人焦慮不安。”村上春樹說。

“世上的人們只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態的東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村上春樹說。

比起令作品本身在文學獎的場域里摸爬滾打，更讓村上春樹痛苦的顯然是看客的成見。

人生里的某些“神諭”時刻

村上春樹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里回憶：“1978年4月一個晴朗的午后，我到神宮球場去看棒球賽。”“（擊球手）戴夫·希爾頓漂亮地將球擊到左外場，形成二壘打。球棒擊中小球時爽快清脆的聲音響徹神宮球場。啪啦啪啦，四周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這時，一個念頭毫無征兆，也毫無根據地徒然冒出來：‘對了，沒準我也能寫小說’。”

比賽結束后，村上就坐上電動車趕往新宿的紀伊國屋，買了稿紙和鋼筆。那是1979年，三十歲的村上春樹用了半年的時間寫了處女作《且聽風吟》。

《且聽風吟》入圍新人獎評選最后一輪后，村上春樹和妻子一道出門散步。走過明治大街的千駝谷小學旁，看見綠蔭叢中趴著一只綠鴿。抱起來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傷，腳上套著名牌。村上雙手輕輕地捧著這只鴿子，把它送到了表參道同潤會青山公寓隔壁的崗亭，因為那是距離最近的崗亭了。我們沿著原宿的后街小路走過去，受傷的鴿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顫抖。“這時我徒然想到，我肯定會摘取《群像》新人獎……這與其說是邏輯性的想法，不如說是出于直覺。”

寫《且聽風吟》時感受到的“舒爽”與“快樂”一直持續到他現在的創作，村上說：“我長年以來最為珍視的就是‘我被某種特別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并且像保護受傷的鴿子一樣珍愛地守護著獲得的資格”。

村上春樹對于寫作這個事情的篤定與1978年看棒球賽時偶得的“神諭”有關，球在天空劃過弧線的短暫時間，寫小說這個念頭突然就冒了出來。撿到鴿子的這個有點魔幻性的情節，則令村上靠直覺去篤定了寫作這件事。

確認一件事情有時需要很久，但有時就需要一瞬間，莫名被鼓舞、莫名就體會到一件事情的奧義。

作家在丹·布朗在《我是怎樣開始寫作的》中講述：5歲時，母親用打字機幫我出我寫的故事，并自費印了一本。這本書叫做：《長頸鹿，豬，大話王》。我在書中講述了三個小伙伴的故事，用傻里傻氣的語言。但這件事卻使我從此迷上了寫作這件事。

丹·布朗說：“我們一家人住在白山上的一個小屋里。白山則坐落在一片靜謐的湖上。有一天，母親突然想到一個好主意，與其去山頂上的教堂，還不如自己做家庭禮拜。于是，禮拜天早晨，父母、姐姐、小弟弟還有我便一起坐進兩只獨木舟，劃槳來到湖上一個荒僻的地方，把兩只船系在一起，他們朗讀《圣經》，唱贊美詩，并感恩上帝的賜福。”后來丹·布朗寫作中的大量宗教和哲學色彩大概也離不開兒時母親的信仰對他的啟示。

春天的熊與十二月淋雨的狗

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里有一段關于“喜歡”的描述被廣為征引：“最最喜歡你，綠子。”“什么程度？”“像喜歡春天的熊一樣。”“春天的原野里，你一個人正走著，對面走來一只可愛的小熊，渾身的毛活像天鵝絨，眼睛圓鼓鼓的。他這么對你說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塊兒打滾玩好么？’接著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順著長滿三葉草的山坡咕嚕咕嚕滾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說棒不棒？”

村上春樹善于移情通感，他對于形容詞和意象之間幾乎是有些詭異而錯亂的嫁接，反而讓描述變得妙趣橫生。

他會說“整個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黃油”“她二十歲左右，披肩長發如蛋糕上抹的起泡奶油一般修得整整齊齊”，三言兩語就能全部扭轉某些意象原本既定的觀感，而將感受性完全扭到另外一個方向。

林少華在其《為了靈魂的自由——村上春樹的文學世界》中說：“村上的文體特色可以歸結為四點：簡約、節奏感、幽默，以及‘微妙的意趣’。其中吉行淳之介所說的‘微妙的意趣’應該是日本文學以至東方文學固有的特色。”

比如“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無事。可惜人無身影，無記憶，無心。男女可以相親卻不能相愛。愛須有心，而心已被嵌入無數的獨角獸頭蓋骨化為古老的夢。”就有著很東方色彩的沖淡與意趣。

拋開上文的巧妙、輕靈的意象與意境的構筑，村上春樹亦有不少沉重、鋒利乃至悲情的描述。

如：“新月之夜如瞎眼的海豚一般悄然而至”“可憐的賓館！可憐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濕的三條腿的狗”。

村上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也談到自己的寫作：我取出了收在壁櫥里的Olivetti英文打字機，試著用英文寫起了小說的開端。反正不管什么都行，我就是想試試“不同尋常的事”。

“我的英語寫作能力不足掛齒，只能使用有限的單詞，憑借有限的句法來寫文章，句子也當然都是短句。但正是在這樣辛勤寫作的過程當中，我漸漸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章節奏般的東西。”“盡管詞匯和表達的數量有限，但只要有效地進行搭配，通過運用不同的搭配方式，也可以十分巧妙地傳情達意。”村上春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