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重木，1992年生于江蘇宿遷。有作品發表于《西部》《作品》《青年文學》《天津文學》《山西文學》等刊。現為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

【創作談】

所有人稱的時時刻刻

文| 重木

總是有一些想象會時不時地出現在腦海里，想象過去的另一些可能，現在的局促和可能導致的未來；或是在而立之年時可能會有的所思所想，可能遭遇的不幸和一些必然的快樂。博爾赫斯有一句詩讓我印象深刻，詩人寫道：“明年夏天，我將滿五十歲，不停的將我磨損啊，死亡。”我總喜歡去想象不在我此刻年齡和經驗范圍內的東西，例如衰老所帶來的除了身體變化外的感覺變化，或是在普通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現的意外。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太無聊，太單調？或說是我自己強迫癥般的習慣在使我的生活變得規矩而一塵不變。改變始終令人不安，而對于那些有著冒險精神的人們而言，改變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但對我而言，則恰恰相反，所以我能理解《生活大爆炸》中謝耳朵在面對改變時的恐慌。

我想，因為寫小說這一創作活動自身的特點，而使得它在一方面可以變得十分私人。我時常覺得，有些小說是“張開的”，是外放和涉及他人的，而也有一些小說是向內收斂和十分私人的。這只是我個人閱讀中的一些感想，并且有幾位我十分喜歡的愛爾蘭作家，像寫了《圣徒與罪人》的奧布萊恩，寫了《母與子》的托賓和寫了《山區光棍》的特雷弗先生，他們講述的故事微小而私人，在一個時間里轉瞬即逝，但感覺卻悄悄地蔓延開來。我喜歡這樣的故事，自然在我自己的寫作過程中也便潛移默化地受其影響。無論如何，小說都在一定程度上蘊含和折射著創作者自身的一些觀念思想，一些情感訴求，即使如巴特等人所謂的消滅作者其實也不能完全抹去作者在自己作品中的痕跡。

在寫小說的同時，我也在嘗試著寫詩。寫詩比寫小說更私人，那是一種隱秘情感的自我傾訴，一種個體在面對日常生活，他者的遭遇或不幸和當我們被放置在這個諾大世界中不得不產生的一系列破碎的情緒。有人通過寫詩揭露不公和壓迫，有人寫小說在表現著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的民族發展，一些家族的興盛衰落，一些人物的生老病死……不同的人在講述著不同的故事，而這就是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我想每個人都曾會有過蘭波的“我想成為所有人”的渴望，對于那些我們未能成為的人，對于那些我們未能走過的樹林小路，對于那些我們未能認識的友人……這一系列可能吸引著想象。我在“窺探”他人的生活，在自己筆下毫無局限地想象著種種可能。

這或許是我從一開始寫小說的最深刻的欲望之一，而曾經我們所渴望的傾訴在之后變得越來越淡，沉默成了整個身體的正確狀態，所以寫小說也在表現著這樣的必然。這些年，當我在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時候發現，我們都在見證著自己曾經理想崩潰的過程，有時候這個過程在嘲笑曾經的幼稚中結束，而更多時候我們都是“繼續向前”，放下一個理想，在選擇另一個更切合當下的理想。改變世界這樣的豪言壯語就好似古典愛情般也在多年前就已經結束，我們成為我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這樣的自相矛盾導致了分裂，而不會令人驚奇的是，我們是從什么時候發現自己身體里存在著如此多的性格和人物？

這些人物都是在一個嶄新的、陌生的環境中被孕育的，或許是生物本能，即在陌生環境中迅速改變自己的狀態，從而使自己在其中不會變成可能的受害目標。這樣的生物本能讓我們在當下的世界和社會生活中得以保護自己，但我始終不相信生物本能在掌握著一切。因為與此同時，我們都在有意識地扮演著適合自己所處舞臺上的那個角色：是師長，是父親，是兄弟，是朋友，是情人等等，這一切就像蜘蛛失去方向感而創作出一張如此復雜，以至于難以追本溯源的大網。而我們的故事則始終只是在某條線上的一次微弱震動，它對整張網造成的影響微乎甚微，但對處在故事中的每個角色，往往卻是深刻的，即使只是一次與朋友的久別重逢。

但上面的這一比喻并不表示我提倡絕對的個人主義，因為寫小說本身就已經和它沖突。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這或許就是當我們在猜測某個我們不熟悉的人處在某個特殊境遇中所產生的情感的最重要渠道。感受他人的存在，他人情感的傾訴和受折，不要在自己的偏見和有色眼鏡下畫地為牢，我會時刻地這樣告訴自己。很多時候，我們通過對自己情緒的感知來推測他人的感受，所謂“同情的理解”，這在每個故事中都必然會出現。

我有著特定的位置，就像其他人一樣，所以我們通過自己的方式去訴說那些情感，不幸和每個人的遭遇，這樣的遭遇可能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人與權力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己之間……訴說一開始會磕磕絆絆，念一漏十，但這是一次記憶，是一個可以催生出另一個時刻的此刻。阿基里斯，奧德賽與諸神的故事已經落幕，在韋伯所謂的“除魅”世界里，在這個需要添加“后—”的時代里，每個微小的生命在扎實地生活。而對于你我這樣的個人而言，也只剩下無盡的時時刻刻。

【作品鏈接】

《托爾斯泰先生》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6期

《看向深淵》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6期

《這是什么？》原創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