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傳統文化受到沖擊和挑戰的今天，人類學如何尋找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田野調查又應如何開展？近日，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民族博物館客座研究員趙式慶作了題為“鄂溫克族自治旗吉登嘎查的田野反思——探索人類學的當代意義”的學術講座。

三年來，趙式慶帶領就讀于不同學科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以家庭組、語言組、遷徙組、狩獵組、生活組等8個內容的范式，到內蒙古鄂倫春旗古里鄉、扎蘭屯市南木鄂倫春民族鄉、鄂溫克旗吉登嘎查進行了三次田野調查。

民族學、人類學的反思和當代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挑戰

人類學是上世紀初傳入我國的。同時，人類學中國化的學術思想也開始產生。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人類學以“少數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少數民族社會性質定義”為標志的田野調查，以及研究取得了有影響的學術成就。此時，中國人類學接受了蘇聯的“民族學”。我國民族學界采用“進化論”給民族社會形態定位，如“鄂倫春族從原始社會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彝族奴隸制社會”等等。而且，這種定義性研究還影響了官方的政策決定和官方表述。

當代，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研究本體在逐漸喪失。即物質文化漸漸失去了基本存在的條件，精神文化受到了現行價值觀的影響和挑戰，傳統文化已然成為碎片。各民族在當代尋找自我的過程中，也在進行一定程度的重構，“文化失真”的現象比比皆是。趙式慶說“田野調查中，有些受訪者自我文化的知識在減少，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是間接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從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再用來接受訪談”。經過這樣的社會、個人的重構、循環，傳統文化的原貌越來越難以探尋。其次，文化產業化中“文化的符號化”傾向已初見倪端，在餐飲業、旅游業、時裝界，博物館、舞臺上、新農村建設等方面，民族文化閃亮登場。第三，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者也在改變。研究者們現在難以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做一個學科傳統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相較于曾經的數月、數年的田野調查，短期的田野調查不能夠支持深入研究。

探索人類學的當代意義

有人說我國民族學、人類學最寶貴的資料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田野調查中得到的，這是在60年前民族文化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候，完成的較全面的資料搜集。那么，如今的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價值如何實現呢？

首先，對已有的田野成果作后續研究并進行填補和修正。上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別，有將同一條河流域的人們定義為鄂倫春、鄂溫克兩個民族的情況。在吉登嘎查的調查中，調查組發現當地的鄂溫克人主要是“諾敏淺”，他們分兩條路線從諾敏河流域搬遷到此地。訪談鄂倫春“諾敏淺”老人時，他們還記得曾經的遷徙路線。他們認為“鄂倫春”、“鄂溫克”是“別人這么叫我們的”，“我們其實就是諾敏淺”。這種流域區分，似乎能更準確地追溯出民族來源和遷徙歷史。

80年前，英國人類學家林格倫博士到呼倫貝爾拍攝了一萬多張照片，2014年由劍橋大學與內蒙古大學接洽引回。2016年，調查組從其中的5000多幅照片中挑選了250張照片，在鄂溫克博物館舉辦了名為“英國劍橋與鄂溫克大地——穿越時空的回歸”展。在追尋這些照片背后的歷史時，調查組有了新的認識。通過展覽，照片中主角的后人認出了長輩，照片中有的老人近年才去世。調查組通過訪談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了下來。這說明，有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已經做過調查研究了，但實際上還有許多需要深入發現和挖掘的內容。而且，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一定要利用好檔案、考古、游記、影視等資料。

其次，當代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不能僅限于采風訪談形成的論文或調查報告，還應承擔一些社會責任，把研究成果注入實踐。2016年，趙式慶和學生們在吉登嘎查調查時發現，當地牧民面臨著畜牧業生產的共性問題：一是草場分配不夠，勞動力少；二是牛羊肉受市場影響，并在進口牛羊肉的沖擊下價格持續下跌，牧民牛羊肉的銷售價遠低于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三是當地牧戶飼養規模越大、負債越大，收益同規模不成比例。就擴展吉登嘎查的發展出路問題，調查組以開發高端旅游、建立戶外馬文化基地、建立“吉登嘎查數字博物館”等內容進行了可行性調查和思考。作為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者，調查組認識到，旅游是把“雙刃劍”，在看到現實收益的同時，也應看到可能造成的文化和民族內在精神的破壞。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呼倫貝爾草原和大、小興安嶺是鄂倫春人、鄂溫克人的家園，他們的文化處于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間。這里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游獵、游牧族群具有獨特價值的地點。

趙式慶的這次講座提出了民族學、人類學對民族傳統的認識和擔當的現實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民族發展的愿景是，不忘傳統、不忘歷史，也要前行。這三次田野調查組織有效，視野廣闊，調查內容設計專業且有創新，以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角度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很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