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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夫·斯特普爾斯·劉易斯，又稱C.S.劉易斯，是英國20世紀著名文學家、學者、杰出的批評家。他畢生研究文學、哲學、神學，尤其對中古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造詣尤深，堪稱英國文學研究的巨擘。

《驚悅》 作者：（英）C.S.劉易斯 譯者：丁駿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6年8月

《納尼亞傳奇》（全7冊） C.S劉易斯一生的著作包括了詩集、小說、童話、文學批評，代表作當首推七部描寫“納尼亞王國”的系列童話，這是一部兒童游歷冒險的系列小說，將神話元素、基督教思想和現代精神融為一體。

20世紀英國文學研究的巨擘C.S.劉易斯，在55歲這一年寫下自傳《驚悅》，這是技藝精湛的散文體大師的杰作。無論是敘述的樸素生動，還是描寫景物時的詩意，無論是對最初觀念萌發軌跡的細致梳理，還是對后來思想演變進程的不斷省思，他都處理得耐人尋味，對整體結構的設計也非常講究，在保持行文的節奏感與緊湊度方面也游刃有余，甚至不時還會讓人有讀精彩小說時才有的那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閱讀快感。我甚至可以直接拿它扉頁上那行華茲華斯的詩句來概括我最初的閱讀體驗：“我心驚悅——如風，迫不及待。”

“喜悅”從來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而快樂常常都是可以掌控的。

發現“喜悅” 敘述與反思此起彼伏

在我的印象里，C.S.劉易斯的魅力，一直不如其好友J.R.R.托爾金。主要原因是我讀他的書比較多，而托爾金的，只讀過《魔戒》。我喜歡劉易斯那冬日暖陽般樸素平和的文風，從他的那些涉及基督教思想的文字里，我也能體會到其信仰之虔誠與純正。但在同樣皈依基督教的托爾金的小說里，我感受到的卻是恢宏壯闊而又奇崛的氣場，讓我想想就會激動。我總是把劉易斯的那些書散放在各處，以便隨時翻翻，卻把《魔戒》放在抬頭可見之處，奉為引發幻想的象征物。

作為不可知論者，我雖然會不時被劉易斯的某些思想觀念所觸動，卻更喜歡與之保持某種距離。或許正因如此，劉易斯的這本名為《驚悅》的自傳給我的震撼才會是始料不及的。當我只讀了不到一半時，就已開始迫不及待地想著要迅速地讀完它然后馬上把它再重讀一遍了。五十多歲的劉易斯在寫這部自傳時，是深思熟慮的。此時他的寫作技藝也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與其說他是在回憶，不如說他變成了隱身人，穿越時空重返過去，與當年的自己一起重新體驗成長的歷程，梳理出曲折多變的思想路線圖。

一路讀下來，你會覺得就像是在聆聽一部鋼琴與大提琴的協奏曲——敘述與反思此起彼伏、交織動蕩。他有過短暫而幸福的童年，在酷愛讀書的父母影響下他養成了最初的閱讀習慣。經歷年少喪母之痛后，他跟哥哥陷入與性情急躁的父親對立的狀態，而讀書成了他承受生活困境的唯一武器。在書中他發現了最初的“喜悅”——與他哥哥帶進育兒室的玩具花園所引發的想象與渴望有關，跟“彼得兔”故事里小松鼠納特金所誘發的對秋天的迷戀有關，也跟朗費羅的詩《泰格納挽歌》所帶來的“仿佛來自遙遠異域的一個聲音”的“非同一般的快樂”有關。他寫道：“那是一種沒有獲得滿足的欲望，而這欲望本身卻比任何欲望的滿足都要讓人心神往之。我稱其為‘喜悅’……在這里有必要同時與‘幸福’和‘快樂’作一個區分……‘喜悅’從來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而快樂常常都是可以掌控的。”

“喜悅”消失 黑暗中重現“文藝復興”

如果說讀書構成了他青少年時代那光明的一邊，那么學校就是陰暗的一邊。在最初的私立小學里他經歷的是集中營式粗暴專制的教育，在他心靈里留下了很深的陰影。而在隨后的英式公學里經歷的，則是令他倍感屈辱的環境。我們今天很難想象，早在二十世紀初，英國的公學里竟然有被稱為“血青族”的各級學生“頭目”奴役普通學生的現象，甚至還頻現“血青族”雞奸低年級俊秀男生的事情。正如他所批判的：“英國公學體系所制造的東西，恰恰是人們宣稱要由它來遏止或者根治的。”在這所位于威爾文鎮上的夏朵公學里，除了那些糟糕的體驗之外，13歲的劉易斯還經歷了一個重要事件：“我不再是基督徒了。”這跟他“身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密切相關，它在磨損他的信仰，并發展成為“一種智力而非性情上的悲觀主義。”“我那時一點兒也不快樂，”他寫道。“反而非常肯定地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宇宙基本上是一個不幸的所在。”少年的他，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在“黑暗的中世紀”般的少年時代，他還感受到“喜悅”在生命中的消失，“消失得如此徹底以至于甚至連關于它的記憶和欲望都絲毫沒有留下。”同時他對于“喜悅”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喜悅不僅與一般意義上的快樂不同，甚至與審美快樂也不是一回事。喜悅必須伴隨著那猛烈的一擊，一種劇痛，一份無法撫慰的渴望。”

當然，正如他引用的哥爾德斯密斯的那句“再悲慘的處境也有安慰”所意味的，即使在令他身心厭倦之極的黑暗時期，他也有些好的收獲，比如北歐神話與瓦格納音樂就讓他獲得了屬于他的“文藝復興”，“喜悅”也因此重現了，給生活“注入了一種雙重性”。這意味著在黑暗中也有令他激動的東西：“那是怎樣濃烈而動人心魄的陽光啊！僅僅是周遭的氣味便足以讓人忘乎所以——新割的草，灑滿露珠的苔蘚，香豌豆，秋日的樹林，燃燒的木材，泥炭，帶咸味的水。感官在痛。我病了，因為渴望；這病卻比健康還好。所以這一切都是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另一個版本就全是謊言。我講的是一出‘雙生記’。”

劉易斯自認平生最幸運的是他總能遇到好老師。即使是在夏朵公學也不例外。但真正對他產生關鍵影響的，是布克漢姆鎮那位“偉大的諾克”，也叫科克，是退休的中學校長，曾是他父親的老師，“如果這世上有一俱接近純粹的邏輯實體，那么這個人就是科克。”

這位樸實嚴謹的教育家“是個無神論者”，還“是個老派、嚴肅且不帶偏見的19世紀類型的‘理性主義者’”，“精通《金枝》和叔本華”，他“最喜歡的箴言是‘花九個便士你就能獲得啟蒙，而你偏偏寧愿無知’。”在這里，劉易斯接受了最為獨特有效的教育。科克先生用直接讀《荷馬史詩》原文并加以口譯的方式教授他古希臘語，科克夫人以同樣的方式教會了他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此外，他在這里結識的好友阿瑟還讓他理解了“樸實”，這不僅意味著對英國經典作家們的“好看的、實實在在的老書”的再發現，還意味著對于日常事物的重新發現。

超脫“喜悅” 為了誕生真正的信仰

在看譯者丁駿的前言時，我還有些奇怪：為什么這本自傳只寫到劉易斯三十來歲，而不是他的大部分人生？直到讀了大半之后，我才意識到這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傳，而是一部“精神自傳”。雖然它的大部分內容是對其曲折成長經歷的回溯與思索，但越是接近最后，尤其是在他進入牛津之后，就越是能感覺得到，前面的一切，不管是痛苦、迷惘還是“喜悅”，不管是最初的放棄基督教信仰、變成無神論者，還是后來重新成為有神論者，都可視為他為自己真正信仰的誕生所做的某種醞釀。

他也坦承，這并不是一個自發自愿的進程，甚至還有極明顯的被強迫的特征。一直以來“最希望不被干涉”、要“做自己靈魂的主人”的他，“已經不能再玩弄哲學了”，并看破了之前期待的“喜悅”的本質，“面向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對象……是別的東西，是外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自己的某個狀態。”

此時此刻，對于他來說，理智與理性都已無濟于事。他認為他能做的，就是“徹底的臣服，往黑暗中縱身一躍，這就是我面對的命令。”1929年，他31歲那年的復活節，“我投降了，”他寫道。“承認上帝是上帝，我雙膝跪地，祈禱；也許，我就是那個晚上全英格蘭最沮喪、最不情愿的一個皈依者。”他將這一時刻稱為浪子回家。

平心而論，他的整個覺悟皈依的過程，確實是個極具震撼力的閱讀體驗。尤其是當前面那些關于成長經歷的生動描述所帶來的直觀震撼力與最后階段信仰覺醒與皈依所帶來的復雜震撼力合而為一的時候，我在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冥冥之中某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對他轉變的作用。

由此也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把這部精神自傳寫到信仰確立為止了。因為在他看來，擁有信仰之后，他的人生有了全新開端，完全超越了此前整個“自我”，而在信仰中的生活，已根本無需再通過文字呈現了。當然，你可以不像他那樣去覺悟，但你無法不被他的覺悟過程所觸動。至少，他讓你明白一個根本道理，正如他在最后一章引用的奧古斯丁的話所言：“憑欄遠眺平安之地，是一回事……長途跋涉走向那里，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