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肖斌文/攝

馮小剛很忙，下一部戲的演員還在門外試鏡，他抽空拐到畫室接受專訪。中國電影導演中心馮小剛工作室內有一間空曠的畫室，空氣中還隱約有松節油的味道。墻壁上、地上隨意擺著馮小剛的油畫作品，畫架上還有未完成的油畫。而在畫室的整面墻上，掛著六幅圓形的油畫，看形狀就猜到了題材——潘金蓮。走近一看，果然是。

這個畫室里一切物體的色彩都有著高飽和度和對比度，和馮小剛的語言一樣利落。他隨意地倚坐在紅色的單人沙發上，說：“開始吧！”

《我不是潘金蓮》比《一地雞毛》更荒謬

問：《我不是潘金蓮》的敘事方式很荒謬。

馮小剛（以下簡稱“馮”）：因為劉震云的小說看似很寫實，但整個讀完了其實極其荒謬，這是他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問：和《一地雞毛》是不是有點相似？

馮：對，它們是一個血型的。《我不是潘金蓮》比《一地雞毛》更荒謬。現在電影拍當代題材的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把生活給美化了。但從這個電影，可以看到社會各個層面的、由李雪蓮帶來的一種東西。

問：這讓人想起《秋菊打官司》，兩個婦女都是一根筋地去尋找一個答案，你覺得兩部電影有什么異同嗎？

馮：《秋菊打官司》說的是一件事兒，就是她要給“丈夫被村長踹了一腳”討個說法；《我不是潘金蓮》是由一件事兒變成了另外一件事兒，又進而說了更多事兒。李雪蓮其實是一個藥引子，通過她，我們看到了十幾個跟她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男人。

問：電影上映后引發了很多評論，有人說，你用一種輕松的荒誕包裹了深刻；也有人說，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

馮：電影出來了，打在不同的人心上，就會產生不同的反響。電影拍完了，大家聊它、議論它，其實跟我已經沒有關系了。導演是一個動詞，不是名詞，他就是去干、去拍。至于拍完了怎么理解這個電影，里面有哪些內涵，那就不是導演去說的了，是由觀眾去發現的。如果問對我今后的創作有沒有幫助？我今后的創作題材變了呀！

問：你曾經是中國電影票房最高的導演，《我不是潘金蓮》的票房并不是特別好。

馮：這類電影的觀眾群就這么大，一千多萬人次，肯定沒有娛樂大片的票房好。我覺得把票房的包袱放下來比較好，不然你背到哪天算一站啊。拍一部電影費腦、費心、費體力，我快60歲了，時間有限，精力有限，還是應該去拍一些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中國電影的類型應該更多，拍什么電影的導演都有。如果拍的是自己都沒感覺的東西，市場再好，可我不是一個商人啊，我是一個導演啊。導演對自己拍的東西還是要真誠一點。

問：那你認為什么是有價值的？

馮：首先會考慮電影拍出來是不是言之有物。然后，很多年來，中國電影拍故事多，拍人物少，但我覺得還是要人物在前。比如，《老炮兒》里的六爺，《集結號》里的谷子地，《我不是潘金蓮》里的李雪蓮。

劉震云的小說像一把手術刀，一點一點把中國社會剖開

問：你和劉震云合作很多年了。

馮：我們合作了四部電影，《一地雞毛》《手機》《溫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都很愉快。和他合作拍的電影，是可以留下來的。

問：是不是中國最近的好小說不多，你的選擇余地比較小？

馮：其實，我們拍電影的理由挺簡單的，就是看一部小說有意思，就拍了。我比較熟悉劉震云，比較喜歡他寫的東西，結實。很多小說乍看挺唬人，仔細一想都站不住腳，在拍電影的時候就要不斷地去堵窟窿。震云的小說是結結實實的。

問：《一九四二》的那種慘烈，和《我不是潘金蓮》的這種荒誕，你覺得之間有什么關聯嗎？

馮：《一九四二》的原著有倆字在前面——“溫故”，其實有“知新”的意思。拍《一九四二》，拍的是我們的民族性，和《我不是潘金蓮》有相似的地方。劉震云的小說表面上讓人看不到立場，寫誰的時候就把立場放在誰那兒，但最終是可以看到立場的，還是人民的立場。

比如寫李雪蓮，劉震云也把她當成“刁民”來寫。我問過他，你同情不同情李雪蓮？直到我把電影都拍完了，他才說，當然是同情的。

問：他的小說立場看上去的確是飄忽的。

馮：對，老奸巨猾。劉震云的作品不煽情。他的小說像一把手術刀，一點一點地把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東西剖開。他的創作全部是從生活中刨出來的，就像一個蘿卜，根須上還帶著泥土。文藝工作者還是要深入生活，拍那些留得下來的東西。

導演應該回避讓自己舒服的東西

問：以我的理解，對你而言，喜劇賀歲片是一個階段，《集結號》《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是一個轉型期，現在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馮：可能跟我的心態有關，年齡大了，過去覺得很有意思的東西，慢慢產生了審美疲勞；也可能后來拍的那些電影，其實我一開始就喜歡，只不過走了一個“曲線救國”的道路——要先生存下去。于是，先拍喜劇賀歲片，別開生面，也積累了觀眾的信任；然后，拍別的東西阻力就小了，機會就來了。

問：現在的你是不是對普通人的驚心動魄更感興趣？

馮：拍《我不是潘金蓮》這樣的電影，我非常有快感，而且我能捕捉和豐富它；對那些瞎編出來的故事，我提不起興趣，也許觀眾也挺喜歡看，但我high不到那個點上。

我拍的都是和我們生活緊密相連的東西，是站得住腳的。一部電影里，演員的表演對不對，演官員的要以什么樣的面目出現，我都很熟悉；可是如果拍古裝、魔幻，離我們的生活特別遠，我就不知道，我就拍不了。

問：現在的電影和文學是不是面臨相似的問題，缺少現實生活，空中樓閣比較多？

馮：對，它安全啊！為什么有這么多古裝戲、抗日劇，因為沒麻煩、觀眾愛看。大家都在找一個舒服的、安全的方式去拍。有個導演說過，回避讓自己覺得很舒服的東西，或者離開一個安全區去拍攝，這是值得鼓勵的。我認為在這點上，我是這么做的。

問：那你想拍什么？

馮：其實從我的電影里就能看出我想拍什么。我們做導演，容不得任何虛的，所有人都在等你做決定：演員選好了沒有，服裝是不是這樣的，場景、道具好了沒……什么都要問你，有大量具體瑣碎的事情。

我想拍的幾個電影已經拍了，《一九四二》《天下無賊》《集結號》《我不是潘金蓮》，都是想了好幾年才拍的。很多導演會拍一部和自己的青春有關的電影，我還沒有拍過。這個愿望在我心中醞釀了很多年，一直在發酵。

問：最后，你對年輕人有什么想說的嗎？

馮：每代人想的東西，high的東西都不一樣，所以沒有什么經驗可供分享。你覺得有價值、有意思的東西，不同年齡段的人可能完全不這么認為。比如，我的女兒特別愛看撕名牌，我就完全找不到興奮點。

但有一點簡單，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要把一件事做好，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你專注才有可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果你不夠專注，你腦袋上天線特別多，那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