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對于中國美術界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陳半丁、陳師曾誕辰140周年；劉海粟誕辰120周年；羅工柳、郁風、彥涵、丁聰誕辰100周年。他們都是享譽20世紀的著名美術家，歷史會記住他們。社會的現實發展所造就的歷史也在繼續影響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現時的判斷。

歷史是無情的，它不可能因為過往的鮮花和贊美或者是市場上的奇跡而改變當下，也不可能因為現世的判斷或影響力來決定它的未來走向，相反，有些可能會出現顛覆性的重新認識，或者叫撥亂反正。而有些則隨著漸行漸遠將原來同屬于一個陣營中的名人，重新分到了與過去全然不同的群落之中。這就是由后人書寫的歷史，也就是當下所看到的歷史。這之中不管過往，可以抽出一些個案來看歷史和現實，并看到其中的規律。其中從民國初年到新中國時期都具有很高藝術成就和社會影響的重要畫家齊白石和陳半丁，在他們的時代，彼此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可以說是各有所長、各有特點，在平分秋色中曾經是相提并論的，然而，今天來看陳半丁和齊白石之間的差距就不是一星半點。歷史重新洗牌的依據在哪里？而歷史又是如何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之中拉開了他們之間在學術和社會上的距離？這些對于今天的美術家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因為，立足于眼前，還是放眼于未來，會影響到每一位美術家現實的作為和努力的方向。

陳半丁和齊白石都是吳昌碩的學生。但陳半丁19歲就認識了吳昌碩，還認識了蒲華，齊白石19歲的時候還在湘潭的鄉下做雕花木匠。陳半丁29歲的時候就為吳昌碩臨摹祖像，而齊白石在這個歲數只是在方圓百里有了點畫名。論早年的出身，顯然齊白石不如陳半丁。陳半丁1906年31歲就到了北京，齊白石到1917年55歲才到北京。陳半丁來北京是受京派大哥大金城的邀請，是座上賓；而晚11年到北京的齊白石只能說是流寓，寄住在法源寺，如同今天眾多的“北漂”。相比較而言，陳半丁的起步不晚，起點不低。從1918年開始，陳半丁就先后任教于國立北京美校、北大造型美術研究所、杭州國立藝專、北平國立藝專，直至1946年任故宮文物書畫組研究員。從學術層面來看這些履歷應該比專事賣畫的齊白石要高很多。陳半丁一直在像模像樣的國字頭的學術單位工作，在主流之內參與各種專業事務；而齊白石之名則在坊間，在榮寶齋掛單賣畫。雖然，齊白石受到了陳師曾的極力推崇，然而，陳半丁1914年就結識了同鄉魯迅，1916年又應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并受到章士釗的器重，可以說，陳半丁比齊白石在京城的根基更厚實。他們都有比較廣泛的交友，都有像陳師曾這樣的共同的朋友。陳師曾發現了齊白石，也與陳半丁友善。而他們彼此在齊白石1917年來北京就相識，相見恨晚而成莫逆之交。1920年左右，齊白石送三子子如拜于陳半丁的門下，說明齊白石對于陳半丁在藝術上的認可。從整體上來看，陳半丁與齊白石在民國時期的社會名聲至少是平分秋色。

從藝術方面來看，陳半丁和齊白石一樣，詩書畫印皆能，并有相當高的造詣。他們的藝術各有特點，陳半丁的文人畫味道更濃，齊的鄉間特點較重。陳半丁的筆墨重傳承，齊白石的個性更突出。可是，基于出身所表現出在藝術上的差異，則可能表現出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時代在時代認同上的全然不同。齊白石的藝術扎根于鄉間，題材多樣，自有新意，每有感人處而能在審美上獲得觀者在生活認知和藝術情趣上的認同。陳半丁的藝術來源于文人的傳統，題材經典，承傳有序，能夠在題材內容和筆墨形式上獲得文人的贊許。如果在晚清，齊白石沒戲。問題是到了民國，藝術觀和審美觀的現代性發展讓陳半丁受到了時代的考驗，何況進入到新中國，這種判斷的偏向就更為加劇。這就是筆墨當隨時代。陳半丁比齊白石小12歲，然而，論師門的輩分卻比齊白石高。在文人畫領域論出身，陳半丁是根正苗紅。可是，趕上了不論文人出身、不論師承的年代，陳半丁就顯得非常尷尬。

在齊白石的生前生后，陳半丁都一直活躍在畫壇，直至1970年95歲時去世。問題是，齊白石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這是國家認同的國家榮譽。人民在新中國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人民相關的藝術也獲得了時代的認同，加之改造中國畫的現實，陳半丁的藝術逐漸被邊緣化。盡管他在新中國有著很多主觀的努力和積極的表現，1958年還畫過《力爭上游圖》；盡管他作為一塊招牌依然出現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但是，時代的認同拉開了他和齊白石的距離，而且越來越遠。與之相關的是，齊白石有來自人民的鄉間題材，特別是有獨具標志性的水族之蝦，成為婦孺皆知的大畫家。而陳半丁卻沒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代表性的作品在20世紀美術史的認同上很重要，陳師曾只活了47歲，只有陳半丁的一半不到，可是，陳師曾畫了《北平風俗圖》和《觀畫圖》，是20世紀中國美術的經典。所以，在美術史的論述上，陳師曾也不能不提。就今天的現實來看，只能說陳半丁不合時流。因此，他與齊白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不僅在學術上，在市場上更是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