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劇作家曹禺（1910.9.24——1996.12.13）

“要把我的苦悶寫出來！”

20年前的12月13日，曹禺先生仙逝。曹禺先生，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我收到曹禺先生的第一封信的時刻，他不但對我寫的《曹禺劇作論》給予首肯，而且約我在他訪問美國回來后與我會面，由此開始了我和先生十六年的交往。

我雖然是先生的研究者，但是十多年來，我自認是他的學生。隨著我對先生的幾乎不計其數(shù)的訪問求教，日益增加著對他的了解和崇敬，日益感受到他的為人種種，他的苦悶和焦慮：他自己的焦慮，對文壇的焦慮，對社會的焦慮，對中國文藝事業(yè)的焦慮和殷切期望。

如果說，當我在案頭研究他的劇作時，也許會講一點對他及其戲劇的評價；但是當我與他面對面交談，就深刻地感到我的認識是太浮面了。在聆聽他的教誨時，我深切地感到在我面前他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一個可親可愛的老師，讓我更感性地體味到他的真誠，他的苦悶，他的胸襟，甚至他的天真。

我深深感謝先生對我的信賴。先生真誠地把他的內(nèi)心世界袒露給我，放心地交代給我。他說：“你要寫我的傳，就要把我的苦悶寫出來！”這是對我的鄭重的委托和教導，這成為我寫作他的傳記時的座右銘。這讓我深深感到我的責任。我就是在寫先生的傳記過程中，得到他的傳承而成長起來的。

與魯迅思想相通

作為他的一個學生，我是深深地感謝他的。也可以說是他把我引領到這個我所陌生的中國話劇研究領域（開始我還想：寫完《曹禺劇作論》，還回到魯迅研究中）。他從沒有叫我這樣那樣地去做什么。完全是因為研究他的戲劇，我感到了中國戲劇的驕傲，中國話劇史研究的價值。話劇，中國話劇，它并非一個為人不屑一顧的冷門。是他讓我站在中國話劇的峰巔之上，俯瞰和思考中國話劇的大千世界。

我是從研究魯迅、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走向曹禺研究的。這似乎又讓我站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峰巔——魯迅的峰巔——來研究曹禺。這就給了我一個寬闊的視野，一個權(quán)衡和評估文學作品的尺度。在對曹禺的潛心研究中，我真的感到曹禺和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由于我對魯迅的感受，我內(nèi)心對曹禺的評價是：他不但是中國話劇創(chuàng)作的第一人，而且我認為在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魯迅是第一，第二就是曹禺了。我相信，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jīng)或正在驗證著我的看法。

如果說魯迅先生以其偉大的理性和感性（他的文學作品和雜文等），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那么曹禺先生是以其劇作，成為一個偉大的劇作家和思想家，曹禺同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們都有著不可否認的現(xiàn)代性，而且更有著時代所需要的當代性。

以對封建主義的深刻批判來說，魯迅和曹禺都是對于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家。可以看看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思想，包括政治文化，封建主義的幽靈依然在游蕩。“文革”的禍害，讓人們看到封建主義文化思想，依然是可以葬送新中國的思想禍源。魯迅的言論自不待說，就說曹禺的一個周樸園，是多么深刻地畫出封建主義的幽靈怎樣復活在一個近代的資本家身上。當下，封建主義的幽靈，附會在各種現(xiàn)代的時髦的名目和行動中。反封建主義，是一個長久的使命。曹禺作品的當代性就在這里。

我曾說曹禺的靈魂是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其原因是他親身體會和看到封建主義的壓抑。曹禺從他父親萬德尊身上體驗到這種壓抑；從沉悶的家庭生活中更感受到牢獄般的壓抑；從他的保姆段媽以及他的大哥大姐的遭遇，也感受到幾乎無處不在的壓抑。他為什么轉(zhuǎn)學清華？他說過他不喜歡南開。南開有治校的保守的方面，而清華在當時可以說是一所比較自由的大學。清華的自由氛圍，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環(huán)境。《雷雨》產(chǎn)生在清華不是偶然的。

跳出社會學和概念化的框子

也許我的感覺是不對的：雖然先生是劇協(xié)的主席，是文聯(lián)主席，但是，我看一些人并不是很懂得他，似乎他的話也不見得能夠聽進去。

就說他對社會問題劇的看法——他不是否定這些劇，而是希望跳出這個框框，也就是社會學的框子、概念化的框子。當初由陳恭敏的文章而引發(fā)的戲劇觀大討論——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以曹禺先生關于社會問題劇的文章來發(fā)難的，其目標就是針對僵化的戲劇觀念。但是后來引到形式主義的方面去。曹禺對社會問題劇的批評，是意味深長的。譬如他對《假如不是真的》的批評，與一些人的批評是不同的。他是覺得戲這樣寫不是一條大路，今天批評一個市長，明天批評一個省長，或者單純局限在揭發(fā)上，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他發(fā)出要寫人，要寫人性，要關心人類的命運的呼喚。他希望寫出不愧于時代的偉大作品來。

我們對曹禺的研究，過去重視對他劇作的研究，而對他的戲劇美學思想研究不夠，對他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新時期的戲劇美學思想研究不夠。可以說，他對當代戲劇問題的思考，對戲劇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闡釋，對一些劇目的批評，都有著他的真知灼見。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戲劇寄托著殷切的期望，把他畢生的經(jīng)驗和渴望都盡其所知所想，都說出來了。這些對于中國當前戲劇發(fā)展有著極為寶貴的現(xiàn)實意義。

在我走向戲劇研究的歷程中，能夠遇到這樣一個老師，是我一生的幸福，是我終生難忘的。

我正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研究他，研究中國的話劇。今年送到大家手中的這部《曹禺年譜長編》，也是我感恩之作。我所以這樣詳細地記錄他一生的行跡，是希望給人們提供研究的便利，希望有人寫出更好的有關曹禺的研究著作，我很自信地說，這個年譜會有助于深化曹禺的研究，寫出更好的《曹禺傳》來。我期待著。

田本相，1932年生于天津，著名戲劇學家。曾任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會長、華文戲劇節(jié)委員會主席等。著有《曹禺劇作論》、《曹禺傳》、《曹禺年譜長編》、《田漢評傳》、《田本相文集》（十二卷）等，主編有《中國現(xiàn)代比較戲劇史》、《中國話劇藝術(shù)史》（九卷本）等。

延伸閱讀

為使《曹禺年譜長編》更具有資料價值和學術(shù)含量，編著者采取了如下方法：

一、銳意窮搜、博嵇廣覽。曹禺著作、有關詩文、雜史方志、有關年譜傳記、日記筆錄、遺址舊居、文物檔案、期刊雜志等，均在搜索范圍，可以說數(shù)以千計。

二、注重口述歷史的調(diào)查。對曹禺以及他的親朋好友的訪談，不下數(shù)十人，從中獲得極為珍貴的史料。

三、年譜所錄所記，雖不能說事事都追索原委，但做到每條記錄，均有來歷。多數(shù)年譜，一般不注明出處。田本相先生為了后人研究，也證明有所根據(jù)，幾乎每一條都注明出處，任讀者檢索查證。同時，一則事實，有不同記錄，而不能斷定者，則提供不同說法。

四、最重要的是，在編寫年譜長編時，有編著者的學術(shù)追求。年譜并非事實的羅列。它所展示的，雖然是一個人的人生歷程，但是，卻應是中國話劇史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側(cè)影；也應是近現(xiàn)代文化史、思想史，甚至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