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文藝”一詞，說不上是什么性質的詞匯，說這個青年人很“文藝”往往讓這個青年人很沒面子，因為好似在說這個青年“很娘” ，這很讓我打抱不平。因為我們那時“文藝”一詞是很風光的，是文學和藝術的統稱。比如我那時就以自己是個“文藝青年”而自豪。

先說我喜歡看書。那時放學后，做完作業，就捧著一本書看起來。如果是夏天，就搬把小板凳，坐在屋子外邊的陰涼處看；如果是冬天，就搬把高椅子，圍坐在火爐旁，邊烤火邊看書，那滋味甭提多美了。晚上掌燈以后，我只要有點燈光就能湊過去看書，比如在胡同的街燈底下、屋外的門燈底下，甚至公共廁所的微弱的燈光下，我照樣看得興高采烈，不忍釋手。那時我只看長篇小說，什么《野火春風斗古城》 《三俠五義》 《西游記》 《水滸傳》等等。有時書快讀完，一股戀戀不舍的感覺油然而來，想到很快就要和我喜歡的人物、喜歡的故事分別了，那種郁郁的心緒幾天都不能散去。

那時，我覺得沒書看的日子很凄惶，只好自己伸著鼻子到處找書看。現在的北京西單華威大廈下面麥當勞餐廳的位置，那時是一家新華書店，書店里面又套著一家中國書店舊書店，那一大片全是書，散發著陣陣書香。我就像是發現了一個富有的礦藏，心里樂開了花。平時功課緊張，我只能利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的時間泡書店。可在書店看書怎么也不像在家里看書那樣踏實，總像小偷似的躲著書店工作人員，怕他們把我轟出書店。為防止尷尬我想出了一個對策：我在一個書店記下書的頁碼，然后裝作沒事人似的把書放回原處，溜達到另一個書店。就這樣，我用這種“游擊”戰術，讀了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海底兩萬里》等書，讀了茅盾的《子夜》 《蝕》 ，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以及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 。雖然泡書店看書，只能站著，直到兩條腿都骨軟筋麻為止才回家，但那時我的感覺是滿足的、過癮的。

我喜歡文學，也喜歡繪畫，還喜歡音樂，我很自然地又喜歡集所有文學和藝術手段為一體的電影。我第一次為之癡迷的影片是前蘇聯拍的莎士比亞《第十二夜》 。記得那時的電影票價極便宜，只有兩角錢，但對一個窮中學生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了。也就是在這時，我開始知道了莎士比亞，后來慢慢熟悉了喬叟、拜倫、司各特、奧斯汀、狄更斯、薩克雷、哈代，又慢慢轉向俄羅斯文學、法國文學、西班牙文學、波蘭文學、捷克文學、美國文學，直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這是一條很漫長的路，然而就像很多喜愛文學藝術的人那樣，我也是在那充滿魅力和書香的書店開始了我對文學和藝術的啟蒙，又在戲劇、電影、音樂、繪畫里加深了對文學和藝術的認識。

在我看過的所有書中，俄蘇文學是我的偏愛，我幾乎看了那時出版的所有翻譯成中文的俄羅斯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描寫前蘇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衛國戰爭時期的書籍，以及前蘇聯建設時期和思想文化由禁錮變為“解凍”時期的文學作品。我之所以偏愛俄蘇文學，是因我在看俄蘇文學的同時體會到一種親切感及對那種生活的認同。

“文革”以后，我到北京一家工廠當工人。那時我們局工會和宣傳處經常請一些作家和編輯到市府大樓會議室，給我們全局系統的文學愛好者講課，比如作家草明、浩然、 《北京文學》的編輯郭德潤等等。去聽課的次數多了，我就認識了當時我們系統在文學創作上已經有些名氣的何玉鎖（后調到全總文工團任副團長） 、傅用霖（后調到《北京文學》任編輯部主任） 、鄭萬隆（后調到北京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 。他們在我眼中都是高不可及的人物，可是他們都鼓勵我，說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別閑著呀！就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慢慢也寫了一些諸如評論、雜文、散文、報告文學等東西，發表在《北京日報》文藝副刊上。

后來我進入《北京日報》文藝部當了編輯，打開了一片新天地。文藝部的老同志如賴林松、邵毓奎、張虎以及已故的老領導曹世欽、趙尊黨、李鳳祥等人，都鼓勵過我，說要在做好編輯的同時，多讀書努力寫自己的東西，積累起來為社會留下我們的聲音。在我的成長之路上，除了文學和藝術的影響之外，這些老師們對我讀書寫作的激勵讓我永遠難忘。

看書和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情感宣泄的過程。每看完一本書，每寫完一篇東西，覺得很暢快，那種心靈的愉悅，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清的。這就是我的“文藝”舊事，雖是舊事，但于現今好像我也沒有其他選擇，恐怕只能這樣“文藝”下去了。

（劉曉川 第十次全國文代會代表、北京作協《北京作家》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