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的大仲馬。右圖為其著名小說《基督山伯爵》的重要背景地——伊夫堡全貌。

伊夫堡的內部。右圖為《基督山伯爵》中的“鄧蒂斯囚室”。

到馬賽，不免要哼唱已成為法國國歌的《馬賽曲》，要品嘗名聞遐邇的普羅旺斯魚湯。可是，前往漂離在海港之外的伊夫島一游，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選擇。

一個海島有什么值得游覽的？乍聽之下，有的人也許會迷茫不解。但是，只要一提法國作家大仲馬，就會恍然大悟：那里的古城堡是他著名小說《基督山伯爵》的重要背景地。

馬賽位于法國南部的地中海岸畔，是法國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商港，最早由希臘人修建，后來被羅馬人占領。直到1482年，馬賽才歸法國所有，成為日漸強大的法蘭西帝國的商軍兩用港口。港外的利翁灣上，有像珍珠鏈一樣的弗留爾群島。群島中最小的島嶼稱為伊夫島，離馬賽大約三公里，面積只有零點零三平方公里。

1516年，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前來巡視，看到這個小島地勢險要，就下令在上面修建碉堡，以阻止外敵從海上進犯。這座后來以“伊夫堡”聞名的軍事堡壘，建成于1531年，確實發揮了威懾作用，除意大利外沒有任何外敵敢來侵犯。

1685年，國王路易十四獨尊天主教，將大批新教徒囚禁在伊夫堡。從此，伊夫島的作用發生變化，從防御外部敵人入侵的軍事設施變成對付異教徒、叛逆者等內部敵人作亂的政治監獄。

名著的“原料”

對伊夫堡的歷史沿革，出生在1802年的大仲馬是了解的。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幾次到馬賽游覽，有時還小住幾日。因此，當他后來決定創作小說《基督山伯爵》時，當即就選定伊夫堡作為背景地。

那是1844年，歷史小說《三個火槍手》出版，轟動一時，大仲馬成為法國最受民眾喜愛的作家。出版商于是約他再創作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已經創作有幾十部歷史戲劇和歷史小說的大仲馬，正想在這方面一試身手，就爽快地應承下來。

在搜集寫作素材時，大仲馬從巴黎警察局覓得一本回憶錄。其中一篇題名《復仇的金剛石》，記述發生在1807年的一個曲折離奇的愛恨情仇故事。

巴黎的年輕鞋匠弗朗索瓦·皮克準備結婚，遭到經營咖啡館的朋友馬蒂厄·盧比昂的妒忌。盧比昂想捉弄他一番，就約了三個同鄉向巴黎警方謊報說，皮克可能是與法國為敵的英國間諜。皮克很快遭到逮捕和判刑，隨后被關進監牢。

服刑期間，這位生性善良的鞋匠悉心照料一位年老的難友。這位難友是意大利神父，對他的關切甚為感激，臨終前將秘藏在米蘭的大批財寶相贈。

七年后，皮克刑滿出獄，找到那批財寶，立時成為大富翁。經過喬裝打扮，他回到巴黎，應聘到盧比昂的咖啡店做伙計，逐漸弄清自己被誣下獄的真相。于是他走上復仇的道路，先把盧比昂搞得家破人亡，再將他的兩個同伙殺死。在追殺他的第三個同伙阿呂的時候，皮克反被他殺害。阿呂逃到英國，在向牧師懺悔時講述了這個嫉妒、誣陷與復仇交織的故事。牧師將故事記錄下來，轉交巴黎警察局歸檔保存。

大仲馬認為，這個故事是“一塊難得的璞玉”，可以用來“雕琢成一件精美的藝術品”。他的“雕琢”從構思開始，著力使一個個人復仇故事變得具有重要社會意義。

這時的大仲馬已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原來，他父親是祖父在加勒比海島上同當地黑人家奴所生，年輕時在拿破侖麾下效勞，擁護共和，反對封建王權。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的大仲馬，受父親的影響，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痛恨波旁王朝復辟，曾背著雙管槍熱情參加推翻復辟王朝的戰斗。這樣的經歷促使他從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角度出發，將故事發生的時間由三十多年前拿破侖當政時期，改為十多年前波旁王朝復辟時期，把個人的妒忌行為改為政治上的陷害，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復辟王朝。同時，為增強對讀者的吸引力，他決定給故事涂上一道奇幻的色彩，將巴黎的監牢改為神秘的伊夫堡，將主人公由皮鞋匠改為歷經風浪的海員。

寫作框架確定之后，大仲馬前往馬賽，專門探訪伊夫堡。他詳細考察了這座政治監獄的情況，那里曾關押的名叫若澤·庫斯托迪奧·法利亞的葡萄牙神父的命運令他尤感興趣。這位神父思想開明，曾在巴黎投身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是，他畢竟是外國人，不受巴黎的革命者信任，就懊喪地輾轉到馬賽來教書。因為傳播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他不久就被關進伊夫堡地牢。十八年后，他獲釋出獄，死于貧困潦倒之中。

大仲馬將這位葡萄牙神父的故事，同皮克遇到的那位意大利神父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在后來題名為《基督山伯爵》的小說中，塑造了阿貝·法利亞長老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

復仇的故事

《基督山伯爵》以貨船“埃及王號”從亞歷山大港返回馬賽開始。途中，船長不幸病亡，年僅十九歲的大副愛德蒙·鄧蒂斯勇敢地擔當起船長的責任，使貨船順利返航。船主對這個年輕人極為贊賞，準備提升他為船長。這引起在船上作押運員的鄧格拉司的嫉妒。鄧蒂斯回來后，準備同美麗的姑娘美茜蒂絲結婚。這又引起暗戀著美茜蒂絲的堂兄弗南的嫉妒。

鄧格拉司于是同弗南勾結在一起，以鄧蒂斯在回航途中曾在拿破侖流亡的厄爾巴島停留為由，寫信誣告他“與拿破侖黨人勾結”，有“謀反”之意。馬賽的代理檢察官維爾福見信后立即將鄧蒂斯逮捕。經搜查，在鄧蒂斯身上發現一封與拿破侖黨人有關的信函。尤令維爾福驚詫的是，信函的接收人不是別人，而是他的正被指控為拿破侖余黨頭目的生身之父。他生怕自己受連累，立即將信件燒掉，不加審訊就將鄧蒂斯關進伊夫堡大牢。

全部用石頭修建的伊夫堡不但非常堅固，而且戒備森嚴。鄧蒂斯一進來就感到逃脫無望。幾個月后，他在囚室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好像從隔壁傳來。原來，隔壁的難友在偷偷挖掘逃跑的地道，沒料到竟挖到他的囚室。難友是一位藹然長者，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長老阿貝·法利亞。共同的命運使兩人很快成為忘年之交。通過這條秘密通道，他們暗中相互來往。長老不但幫助鄧蒂斯厘清入獄的原委和可能的誣告人，還教他學到不少科學文化知識。

鄧蒂斯尊重長老，盡力照顧其起居。兩人本來密謀一起逃走，但長老癎厥病復發，難以行走。他于是把自己的一個重大秘密透露給鄧蒂斯：他擁有一大批財寶，秘藏在地中海小島基督山的洞穴中。他鼓勵鄧蒂斯盡力逃走，利用那些財寶去復仇雪恨。

不久，長老病故，獄卒將其尸體裝進粗布袋，計劃在深更半夜扔到大海中。鄧蒂斯聞訊，急中生智，趁獄卒不在時，玩了一個掉包計。他將長老的尸體弄到自己的房間，自己則鉆進尸袋，屏住呼吸，等待被扔掉。果然，夜半時分，獄卒把布袋拖到海邊，拋進波濤洶涌的大海。鄧蒂斯打開裹尸袋，憑借作為水手的游泳本領安然逃生。

鄧蒂斯按照長老生前的指點，找到埋藏在基督山中的巨額財寶，計有金條、銀錠、寶石、珍珠和美玉，簡直價值連城。由此，被關了十四年地牢的鄧蒂斯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

經秘密調查，鄧蒂斯發現，陷害他的人確實如法利亞長老所分析，就是鄧格拉司、弗南和維爾福。他們均已飛黃騰達，在巴黎上流社會的“錢堆里打滾”。鄧格拉司成為金融巨頭，受封為伯爵；弗南從軍后晉升為中將，也受封為伯爵，并娶了美茜蒂絲為妻；維爾福也是高官厚祿，擔任巴黎首席檢察官。

經過八年的周密策劃，鄧蒂斯化名基督山伯爵，打進巴黎上流社會，迫使三個罪人分別自殺、變瘋、淪為一文不名的窮光蛋。冤仇既報，他即遠走高飛，離開了巴黎。

大仲馬在這部作品中，將藏寶之地設定為基督山，據說是出于他對基督山的一個許諾。基督山是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當年屬法國，現屬意大利。有一個流播甚廣的傳說稱，在創作這部作品的兩年前，大仲馬曾隨同拿破侖的侄孫游覽地中海上的厄爾巴島，尋覓拿破侖1814年被歐洲封建聯盟軍打敗之后流放到那里的遺跡。在離厄爾巴島不遠的地方，他發現有一個叫“基督山”的荒涼小島。他雖然沒有登上去，但籠罩著小島的荒蠻而神秘的氣氛令他著迷，誓言將來一定以它為題寫本小說。這個傳說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大仲馬喜歡“基督山”這個名字，看來一是它同拿破侖有點聯系，二是它當時鮮為人知，又飽含濃重的宗教意味，容易引發讀者的種種猜想。地名之后加上“伯爵”，把復仇心切的鄧蒂斯造就成一個神秘人物，進一步增強了小說情節那種神秘莫測的氛圍。

今日伊夫堡

《基督山伯爵》從1844年起在《辯論日報》連載，一年半后出版單行本。小說政治傾向鮮明，三個反面人物是政治、軍事、金融三個方面的代表，他們從飛黃騰達到罪行得報，是對封建復辟王朝的深刻揭露與批判。小說情節緊張生動、充滿濃厚傳奇色彩，具有很強的的藝術感染力。從連載到出書，法國出現人人爭讀的熱烈情景。這使大仲馬再次名利雙收，也使過去不為大眾所知的伊夫堡名聞遐邇。

我曾兩次參觀伊夫堡。從馬賽的老港出發，微風吹拂，海水生波，僅一刻鐘，劃艇就抵達伊夫堡所在的伊夫島灘頭。小島由石灰巖構成，亂石滿地，寸草不生，闃無人跡，顯得荒涼而孤寂。小島四周的巖石似刀削斧劈，陡峭險峻。巉巖峭壁的邊緣修建有石頭圍墻，墻上修建有堞口，嚴防來自海上的侵犯。圍墻之內，北邊有一座巍然聳立的瞭望塔，南邊則矗立著一座由三個碉樓和一片房舍組成的城堡式建筑。像西歐各地常見的城堡一樣，這座建筑也是用方石壘砌，半腰上修建有炮眼，頂端則有雉堞。這座軍事防御設施，最多時據說曾有三百名士兵把守。

三個碉樓之間那片房舍，大致呈方形，每邊長約二十八米。跨過木制吊橋，通過一個低矮的小石門，就走進城堡的內部。整個建筑的中心是一個陡然壁立的小天井，周遭是兩層的小樓房。樓房的每層都是一個個安裝著鐵柵欄的黑洞，黑洞里面是一個個石頭壘建的小房間。房間原是駐軍的營房，后改為關押犯人的囚室。囚室有五十多間，用阿拉伯數字編號。透過鐵柵門可以看到，囚室大小不一，墻壁上均開有一個小洞作窗戶。一縷光線從小洞照射進來，反襯得室內更加幽暗。據介紹，當年，囚犯根據不同的出身和貧富，在這里受到不同的待遇。出身低微和貧窮者，被關押在狹小而陰暗的囚室；出身高貴和富有者，則被關押在較為寬敞的囚室，不但有較大的窗戶通風，還有壁爐取暖。

小樓的地下還有一些囚室，是專門關押重要囚犯的地方。走下有點破損的樓梯，一股陰暗潮濕的氣息撲鼻而來。據說，《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鄧蒂斯和法利亞長老當年就關押在這里。因此，許多讀過這部小說的游客一到這里就尋找囚禁他們的房號二十七和三十四。可是，這兩個房號卻找不到，只見有兩間囚室分別標著他們的姓名。小說中描寫，他們的囚室相距十多米，可現在卻是緊密相鄰。小說中還說，他們的囚室里有床鋪、桌椅、提桶和瓦壺，現在卻空空如也，只有兩人秘密來往的洞穴赫然展現在灰色石墻的下方。小說與現實之間的差異，令人不由想起大仲馬曾說過的一句話：“什么是歷史？歷史就是釘子，用來掛我的小說。”原來，他筆下的監牢，有寫實，也有虛構。因此，《基督山伯爵》是小說，只能當小說讀，不是回憶錄，決不能當歷史看。

歷史上的伊夫堡，在十九世紀初的王朝復辟時期，是關押資產階級革命者的重要場所。同情、支持、參加大革命的人士，包括王公貴族、政府官員、軍隊將領、神職人員，先后有幾千人關押在這里。有的囚室石墻上，至今依稀可見他們當年鐫刻的字跡。最后關押在這里的，則是參加1871年巴黎公社的馬賽地區革命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作為公社領導人之一的加斯東·克雷米厄。這些，在1870年逝世的大仲馬未曾料到。也許他更沒有料到，他逝世不久，伊夫堡實現從軍事設施、國家監獄之后的又一次角色轉變，即被辟為歷史景點，于1890年9月向公眾開放。

大概是出于吸引游人的緣故吧，在伊夫堡歷史的遺存之中，開始摻雜進一些人為編造的東西。因此，今日的伊夫堡，雖說是歷史博物館，并在1953年被法國政府列為國家級歷史文物，但其所展示的并不完全是真實的歷史，而是夾雜著一些后人制造或演繹的成分。久而久之，人們對這些東西不是鄙睨，而是樂于接受，并津津有味地品評。

法國一些文學史家總是口帶貶抑的語氣稱《基督山伯爵》這部作品為“通俗小說”。但是，正是這部小說，受到了廣大民眾的喜愛，成就了大仲馬作為法國文壇名家之一的聲譽。這部小說多次被改編成戲劇、電影和電視劇上演，馬賽的一些街區競相以小說中的人物鄧蒂斯、法利亞長老和基督山伯爵命名。因此，有人說，伊夫堡助力成就了大仲馬這部小說，這部小說又使伊夫堡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