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群熱愛民族管弦樂事業的人，為了民族音樂的發展大計聚集在一起，他們成立了一個令音樂界矚目的藝術家團體——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學會從最初隸屬于中國音協的二級機構到具有法人資格的國家一級社團， 30年來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在幾代民樂人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奉獻下，在民族音樂的創作、演奏、理論評論和藝術教育等各個領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正如第十次全國文代會代表、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劉錫津對記者所說，學會這么多年來有特別好的傳統，那就是“找事做”“做好事”和“團結起來為民樂” 。正是這種實干精神吸引并團結了我國眾多優秀的民族音樂家都成為學會的重要一員，他們團結一致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社會上贏得了廣泛認可與良好口碑，成為了文藝界公認的好學會。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30年的歷程，也見證了中國民族音樂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學會始終堅定地和全國的民樂人一起，滿懷為了民族音樂繁榮發展的初心，意氣風發地努力工作，為民樂的未來殫精竭慮、苦思進取。 ”劉錫津語重心長地說。

記者：“華樂論壇”到今年已舉辦了五屆，現已成為音樂界著名的品牌項目，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可被看作是新時代民樂發展繁榮的重要標志。今年6月舉行的第五屆“華樂論壇”以杰出管弦樂指揮評選為主題，不僅集中討論民族管弦樂的指揮藝術，還針對當前民族管弦樂發展中遇到的有關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很有想法也很有現實意義。

劉錫津：今年可視作是民族管弦樂指揮藝術理論建設的元年。我們的民樂指揮家們，一方面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向民族遺產學習和掌握藝術的根基，同時面向世界，學習所有有利于我們民樂發展的藝術手段，在繼承與創新的臨界點中把握民族風格和獨特韻味，為我們創建豐富多彩的音樂世界，可以說小小指揮臺卻記錄著他們在民樂指揮藝術領域里的創作思考。然而當前民族管弦樂藝術發展卻面臨著高素質指揮人才短缺的現狀，我曾在不同場合中都呼吁，加強中國民族管弦樂指揮人才隊伍的建設，加大職業民樂指揮的培養力度是發展民族管弦樂事業的關鍵，培養優秀的民樂指揮人才對于民族管弦樂事業的發展而言，既是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計。為此學會經過近一年的籌備，主持申報了“中國民樂指揮人才培養”項目，并成功入選國家藝術基金2016年度資助項目。我們也希望以此為契機，努力打造一個民樂指揮培訓的品牌。

“華樂論壇”成功舉辦5年來，為中國民樂的發展留下了一筆非常可貴的無形資產，評選推介出一大批民族管弦樂經典作品以及作曲家，并連續出版了五卷《樂譚》理論專著，被理論界稱為“遲到的中國新民族樂派” ，論壇的舉辦使我們一步步總結出改革開放30余年來豐碩的民樂成果，使得民樂人都更有干勁了，接下來我們要讓這個論壇向縱深發展。

記者： 2015年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成立了理論評論委員會，并于不久前推出了中國民族器樂作品的評論征集活動，這對推動中國民族器樂理論、評論的發展是十分有益的。

劉錫津：的確如你所說，我們的民族音樂理論評論建設，是多年來民樂事業的一個軟肋。國內的民樂評論，大多是一邊倒的吹捧，很少聽到科學的、有誠意的、具有專業水平的批評聲音，尤其是對作品做出準確的評價和引發作者及演奏者去反思的評論更是少之又少。以此為契機，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成立了理論評論委員會，可以實現資源集中整合，一方面從理論層次高度總結，另一方面進行現實評論，共同為民族音樂發展總結出更多有益的理論成果。我們特別希望能夠集合一批民樂理論家、音樂評論家和眾多關注中國民樂評論的社會各界一起，貢獻他們的智慧和力量，促進民族音樂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

記者：中國民族器樂系列巨著《華樂大典》的發行是今年民樂界的一件大事，您認為這套叢書出版的意義是什么？

劉錫津：我認為《華樂大典》的出版是歷史的必然，當代民樂人立志修典體現了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國民族器樂曾產生了眾多名垂青史的音樂大師和藝術巨匠，留下了許多家喻戶曉、啟迪后人的音樂故事、成語典故和經典音樂作品，但是一直沒有一部全面完整地記錄、印證和濃縮中國器樂藝術發展歷程的樂典。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綜合國力和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都為修撰《華樂大典》創造了最合適的歷史機遇和社會空間。本著尊重歷史事實、再現歷史原貌的宗旨，這套叢書由中國管弦樂學會組織近千名當代民樂人、音樂工作者以其經年積累與心血修撰，由上海音樂出版社編輯出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部大型民族器樂圖書典籍，不僅填補了中國器樂發展歷程上的學術空白，也為傳承華夏音樂文化遺產，為弘揚民族器樂藝術經典奏響了新篇章。有專家稱《華樂大典》是一套傳得遠、立得住，對得起“大典”二字的好書，我想我們還是深感欣慰的。我們也希望它所承載的價值意義，不僅在于當下，更在于未來。

記者：記得《華樂大典》最早出版的《二胡卷》當年曾震動了整個音樂界和出版界，并獲得海內外胡琴工作者的熱情響應，請您具體談談治“典”的過程。

劉錫津： 《華樂大典》從《二胡卷》 2000年編撰至今已有16年。就記錄中國樂器的成長發展而言，其編寫時間之長、動用人數之多、編撰規模之大、收錄資料之全、涉獵內容之廣、案頭工作之繁雜辛勞，也為國內音樂類書籍所罕見。 《二胡卷》 2010年7月出版時令人十分振奮，因為終于看到了曙光。 《二胡卷》出版的同時我們啟動了《笛子卷》 《古箏卷》 《琵琶卷》 《揚琴卷》 《打擊樂卷》的編撰工作，更為浩繁和重大的編撰工作隨即展開了。里面涉及“文論”部分和“樂曲”部分，可以說史、曲、傳、記、目等形式十分詳盡，比如“樂曲”部分是從數以萬計的作品中遴選出的近千首經典作品，既有傳統樂曲，包括以原貌呈現出的6部琵琶譜古籍，也有改編、移植、吸收借鑒民間音樂的優秀之作與探索現代作曲技法的新型作品，涵蓋面廣泛、經典性突出，很實用，對民族樂器演奏和教學的應用創新也有重要意義。

記者：今年是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成立30周年，學會在繁榮發展民族音樂事業中起到了凝神聚氣的重要作用，站在新的起點上，您認為中國民樂人應該具有怎樣的胸懷和氣魄？

劉錫津：我想我們身上都有著很強的使命感，中國民樂人，要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精神，擔當起抵制社會暴戾之氣、提升國民文化素質的崇高使命。無論是舉辦高層次的民樂藝術活動，還是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培訓展演、經典欣賞等普及民樂藝術手段的有效開展，希望用潤物細無聲的努力，讓社會以平和睿智的情懷，操健康之琴，賞禮儀之音，重彬彬有禮、情高義重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