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朝暉，浙江昆劇團樂隊的一員，負責打大鑼。我認識他很早，那是在三十六年前。那年我去考藝校，他也在參加考試。那時的他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膚，一副憨厚老實的樣子，只有偶爾閃過眼中的一絲狡黠，讓你知道他很聰明。記得當時他唱的是日本民歌《拉網小調》 ，沒變聲的童聲，清澈透亮、如天籟般純凈，刻意地模仿日語，讓這份美好的聲音多了一些喜感。反正當時的我是羨慕嫉妒恨。事后才知道他是少年宮青少年合唱隊的成員，從此，在我的眼里，他成為“傳奇” 。這個“傳奇”跟我同分在老生組，在浙江第一個女花臉裘大官老師的眼里，胖胖的他動作總是那么標準、有架子。直到一年后他變了聲，改行到音樂班跟朱學富學習打擊樂，當沒變聲的我，成為了班里的賈寶玉，與另一男同學一起依然堅守“男女越劇”的崗位時，“傳奇”不再。再次成為“傳奇”是今年的同學會，相聚一起的同學很多已經改了行，不再從事原來的專業，有很多甚至已經離開了文藝圈。包括我，也不唱越劇很久了。他，張朝暉，臉依然大、人也依然胖，忠厚的樣子依然沒變，只是平頭上的幾根白發告訴了我們是畢業30年后的相聚。再次成為“傳奇”是從他告訴我他從1986年分配到浙江昆劇團打大鑼一直到現在，平靜的語氣、略帶自豪感的神態，顯然已經“嚇”到了我。30年，大鑼敲了30年？ ！人有幾個30年啊，顯然這已經是他這輩子不再改變的選擇，就為了那一聲在最適當的時候，最和諧地出現的“倉” 。一瞬間我的汗毛豎了起來，他，再次成為我的“傳奇” 。

一切自由、一切真理和一切意義都依賴于個人做出并予以實施的選擇。這是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說的。也是，如果人生只是一個過程，那么它的不同就在于，每個人對它有不一樣的選擇。也許在張朝暉那里敲大鑼就是他當初因為改行而別無選擇的選擇，但是畢業之后，他應該還有更多的選擇：經商、當官、做樂隊隊長、從敲大鑼轉到打鼓板（也就是大家認為的樂隊指揮） ，或者發揮變好后的嗓子優勢繼續做演員，站在臺中，接受觀眾的鮮花與掌聲……因為選擇本來就沒有那么難，“朝三暮四” 、“挑肥揀瘦”是選擇，“孟母三遷”也是選擇，我們選擇不同的專業，謀取不同的職業，選擇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我們生命的價值，只是為了告訴自己我沒有白來這世上一遭。但是事實證明他繼續了當初沒有選擇的選擇，而且他把這個選擇當作了實現人生價值的最佳載體，所以，才有這30年如一日的“敲” 。

大鑼，對于戲曲來說是一個不起眼又很重要的活。不起眼，說的是，在一個演出隊伍中，排在最前面的當屬演員，不管是主角還是配角，最后都還能露個臉。接著下去的后場，也就是演出時觀眾看不見的，除卻劇團領導、主創不說，就在演出現場忙碌共同參與演出的至少有服裝、化妝、音響、燈光、舞美搶景的、管小道具的、舞臺監督，當然還有樂隊，而樂隊又分“文場”與“武場” ……大鑼，只是在演出過程中觀眾看不到的參與演出的人里面樂隊中的“武場”中的“單皮、大鑼、鐃鈸及小鑼”中的一個，在演出單上你往往會找不到他的名字，所以不起眼。但是他又很重要。說他很重要，說的是，在武場中藝人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單皮（鼓板）是首腦，大鑼是宰相，鐃鈸是和事老，小鑼則是弄臣。為什么把大鑼放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之位呢？因為單皮雖居首腦之職，但是它的音量太小，在演奏上只有單擊和滾奏兩種，起的基本是指揮全局和把握節奏的統帥作用，但是要表現力量與氣勢，則必須借助大鑼，大鑼在武場中音量最大，在演奏中居于“霸主”地位，特別是在演奏干牌子時，它是樂句的主音，也是樂句節奏型的體現者，干牌子的許多名稱都是根據大鑼的點數命名的，如“單擊” 、“雙擊” 、“四擊頭” 、“五擊頭” 、“九錘半”等等，所以大鑼是武場的主干，可以說，離開了大鑼，武戲根本就開不了場。大鑼不僅穩定了戲的節奏，支撐了演員表演，還參與角色的塑造，武生的“四擊頭”亮相，時而如脫兔干凈利落，時而如膠泥輾轉繁難，這一動一靜、一快一慢的張力全在這大鑼的“四擊” ，這演員的風骨與風度也全靠大鑼“一錘定音” 。所以，大鑼這個活又很重要。

事實上，對于戲曲來說，沒有一個“活”不重要。眾所周知，戲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藝術，這種綜合性除了體現在它的藝術構成上，更體現在每一場的演出中。“完成度” 、“完整性” 、“整體性”是衡量高度綜合性藝術演出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所以戲曲界素有“一棵菜”的說法。“一棵菜”指的是演員、樂隊、舞美全體人員，不分主次，嚴密配合地演好一臺戲，強調的是戲曲演出是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所有參與演出的人，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人格上的差異，一臺演出，需要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只有齊心協力，才能保證如“一棵菜”一樣的完整。大鑼，自然是這棵層層包裹、無縫銜接的卷心菜中一片不起眼又極為重要的葉子。戲曲也正是在“一棵菜”精神的鼓舞下，才有這600年的輝煌。可以說，每一個“角兒”的后面，都站著無數的無名英雄，相互的幫助與扶持才成就了眾多的戲曲名家，沒有琴師周寶財袁雪芬就不可能創造出“尺調” ，也就沒有范瑞娟的“弦下調” 。

可見， 30年的鑼，敲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對自己喜歡的事業，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精雕細琢、不斷超越自己，實現完美理想的精神。這與當下在技術界提倡的“工匠精神”有相似之處，但是，它更具創造性，更賦藝術性。這樣的精神在過去的戲曲界比比皆是，如蓋叫天六十年如一日堅持練功， 70歲還每天練三遍“圓場功” 。這是戲曲演員最基本的功夫。蓋老的圓場是：先正面走六圈，休息一會兒，再反面走六圈。休息一會兒，再正走三圈，反走三圈，最后一圈是個總的，要將正六圈、反六圈、正三圈、反三圈連續走完，中間不再休息，十九圈總稱為一回，每天一個早晨要練這么七回，總共一百三十三圈，一天三遍，一遍也不少。同樣的“圓場功”荀慧生先生是：“剛開始是練空人跑，要求上身挺，紋絲不動；下身活，疾走如風。跑出來得穩、得圓、腳下得老按著一個圓圈走，無論跑多少趟，總不能離開這個圈。這樣跑好了之后，身上就慢慢加了東西，首先是挑擔子，跑起來擔子不能掉，不能晃，這是為了練穩勁。能夠挑著擔子跑穩了以后，接著肩膀上除了擔子以外，又在兩個眉頭上各放一碗水，這樣跑，要求碗不掉，水不灑。再進一步是在頭頂上又加一碗水，除了上身平衡之外，頭也不能稍晃一晃，這些都練好了，跑圓場才算學會。以后就是進一步練扎硬靠跑圓場，冬天扎著靠踩著蹺在冰上跑圓場。 ”看上去這樣的堅持很“笨” ，不僅因為這些人早就已經功成名就了還在練最基本的“圓場功” ，更是因為這幾十年的跑，能跑出什么？我想，他們跑出的是對自己喜愛的藝術的敬畏、對觀眾的重視，對自己的不斷超越。正是這樣幾十年的看似很“笨” 、很“一根筋”的跑（圓場） 、敲（打擊樂） 、唱（曲） 、拉（琴） 、彈（奏） 、疊（衣服） ，才鑄就了戲曲“一棵菜”的魂。

今天，再說張朝暉是我眼中的“傳奇” ，主要是因為當下這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不急功近利、不貪圖名利的戲曲人少了，最明顯的就是不管是歌舞團、還是戲曲團體練早功的人基本沒了（如果有也是為了每天50元的“點卯費” ） 。把藝術僅僅視為謀生的手段，對藝術缺乏起碼的敬畏之心，更遑論為藝術而“犧牲”了。在人人想“站中間” 、人人想“都看我” 、人人想“我是中心” 、人人想“不勞而獲” ，妄圖以最小的付出獲取最大的利益的時代，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張朝暉，用自己的堅守來維護藝術的神圣與職業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