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中國文學批評承載著豐富的思想內容，走過了30多年曲折復雜的歷程，經歷了一個思想流變與語境轉換的動態演進過程。寧夏文學批評從大的脈絡上呼應了新時期中國文學批評的精神走向，因此，從縱向的、發展的角度考察寧夏新時期文學批評的流變與發展態勢，厘清其來龍去脈，對寧夏文學整體的發展，對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建構，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時期寧夏文學批評的整體風貌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今，寧夏文學批評伴隨文學創作，走過了令人難忘的30多年。難忘的是在這期間，寧夏文學批評涌現出了一批令人尊敬的批評家。他們甘于平凡，耐得寂寞，深情打量著本土文學收獲，始終以批評家的敏銳眼光，觀照本土作家的創作。如“30-50后批評家”中的朱東兀、高嵩、吳淮生、王十儀、劉紹智、王枝忠、秦中吟、李增林、李鏡如、田美琳、慕岳、李樹江、張衍云、丁朝君、李凝祥、崔寶國、謝寶國、孟悅樸、馬東震、尹旭、荊竹、楊繼國、哈若蕙、潘自強、何克劍、王茂福、布魯南、賈長厚、秦發生、屈文昆、張光全、馬吉福、彭生選、薛正昌、段懷穎等，可以說，在這個大跨度年代之內的批評家，大多都是作家身份，文學批評基本屬于他們主業之外的一份“愛好”。他們大多都有比較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學術功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文革”，成長過程中，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有過人生的不順或不幸，歷史曾一度剝奪了他們正常的生活邏輯，但卻給了他們充分的社會閱歷和生命體驗，所以這一代人在經歷了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磨洗之后，在文學創作方面各自取得了大小不同的成績，正是基于創作實踐中的理性思考，他們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對于新時期文學批評，他們堅守現代人道主義價值觀念和現實主義批評法則，他們既有學理之識，又有實踐之長，因此，他們在撥亂反正后的回歸是一種強勢的回歸，為新時期寧夏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引領作用。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前輩、寧夏大學中文系教授朱東兀，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師，他一邊教書育人，一邊潛心鉆研文學批評，對寧夏文學批評有著開疆拓土之功。他為《張資平情愛作品系列》寫的批評文章《美丑交織 佳劣并存》一文，在五四啟蒙語境之中，評析張資平的情愛小說，從人的覺醒、人性的解放和個性張揚等維度，展開批評，指出其作品的思想價值與致命缺陷，并對其創作的藝術特色進行分析。客觀而入微地審視，對于我們理解張資平的情愛小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高蒿是一位理論功底扎實的批評家，并且是文壇多面手，文學研究之余，創作了長篇小說《馬嵬驛》。他在古典文學、現代詩歌、作家個案研究等方面都有可觀的成績，他的《張賢亮小說論》，顯示了他深廣的理論視野和美學情懷，這也是寧夏第一部由本區批評家系統研究本區作家作品的專著。楊繼國、李樹江、崔寶國等人的回族文學批評，對“民族共同體”作品的分析批評，對重點人物、重點文學現象、重點文學思潮的詳盡剖析，具有獨到之處。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楊繼國主編的4卷5冊320多萬字的《中國回族文學通史》。這部著作，是作者潛心研究，耗費大量心血的結晶。縱向上上至古代，下至當代，進行譜系考察和梳理，橫向上既有區內回族作家，又有區外以至海外的回族作家作品，都納入了作者的研究視野之內，“該文學史打通了古代、現代、當代乃至民間文學之間的界限，以回族人的視角，全面展示了回族自古至今的口頭和書面文學成果乃至文化成果，填補了中國回族文學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史學價值和民族文化史意義。慕岳的《魯迅小說的悲劇美》、張衍云的《茅盾論文學民族化》、李增林的《離騷通解》、荊竹的《學術的雙峰》、哈若蕙的《靈魂的告白》等，都是在考證大量史料和作家創作歷程的基礎上，立足時代語境，根據論評對象的思想脈絡和創作實績，展示他們創作的精神走向和學理邏輯，凸顯他們各具特色的創作特點、思想創獲、理論規模和心路歷程，體現了研究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刻的問題意識。荊竹早期對文藝思潮與文藝美學的探索與研究，達到了比較高的層次。他的《人本質的理論同文學的關系》《智慧與覺醒》《論兩種小說美學模態》《論審美體驗與藝術蹤跡》都是這方面探索的重要收獲。“60后、70后批評家”，在寧夏文壇擔負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有郞偉、王巖森、趙炳鑫、魏蘭、鐘正平、武淑蓮、白草、張鐸、李生濱、楊梓、牛學智、倪萬軍、許峰、王曉靜等，從數量上來說占寧夏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半壁江山，他們成長于20世紀80年代末與90年代之交，20世紀90年代則是他們作為文學批評家大放異彩之時。在這個時代，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物質化現實中，80年代所構筑的理想人格、理想世界已不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創作者的視點下沉，以平面展示代替深度追問。文學已有的批評話語資源，已無力觀照消費時代語境下的文學創作。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家，“他們是消解經典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話語體系，以先鋒姿態企圖重構中國文學話語譜系的一代。”李遇春對中國“60后批評家”的整體特點的描述，在寧夏“60后、70后批評家”身上也不例外。在他們身上，吸納和借鑒審美現代性的批判精神和合理因素，采納與啟蒙現代性相和諧、相配合的另一種形態的審美現代性，來打量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郞偉的《負重的文學》《覺醒與成長：近20年中國文學的簡單回顧》、“新時期寧夏回族作家研究”、《寧夏青年作家群研究》，王巖森的《藝術化的批判：當代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的雜文創作》，孫紀文的《新時期寧夏小說評論史研究》，魏蘭的《繁榮的背后：回族文學發展現狀思考》，蘇文寶的《回族文學中的原型研究》，高傳峰的《新時期回族文學史》，馬慧茹的《新時期回族文學與回族電影文化認同研究》，楊梓主編的上、下兩冊100多萬字《寧夏詩歌史》，鐘正平的《文學的觸須》，武淑蓮的《心靈探尋與鄉土詩意》，張富寶的《后現代文化中的文學處境》，張鐸關于寧夏文學的系列述評，牛學智的《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等，都是值得重視的收獲。楊梓主編的《寧夏詩歌史》，是寧夏詩歌史研究的新收獲，該著從古代寧夏詩人詩歌一直梳理到“80后”詩人詩作，從譜系上厘清了寧夏詩歌的發展脈略，填補了寧夏詩歌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完整意義的寧夏詩歌史著，具有深遠的文學史價值。在這里還要指出的是，近年來寧夏一些文學批評家的跨界研究值得肯定，他們在學理上有意識地引入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特別是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近年來的新收獲引入當代寧夏文學批評的視界之內，打破學科規定性，注入了文學批評新活力，整體上提升了寧夏文學批評的觀照水平，從而增強了寧夏文學批評的社會價值。牛學智的《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文化現代性批評視野》、趙炳鑫的《哲學深處的漫步》《孤獨落地的聲音》、白草的《文學大家筆下的回族》、孫紀文和許峰等人合著的《新時期寧夏小說評論史》等著作，都體現了文化現代性批評的深廣視野和現代人文精神。牛學智是一位走向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建立了自己批評理論的批評家，在全國享有一定的聲譽。他的文學批評研究更著眼于對文學批評學建設的思考，對文學本質實現的呼喚。他的《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應該說是寧夏文學評論界近年產生的重要成果。牛學智文學批評整體上的理論自覺意識，突出地表現在“當前的語境中”建立起來的文學批評的整體闡釋框架以及“歷時性”觀照方式的“批評家論”。他以跨學科的知識修煉，打破了在既有的文學之內言說文學的批評規定性，把文學批評的話語從傳統拉回當下特定消費社會的語境之中，從而“衡估批評話語”的有效性，展示一種“雜語”式的文學理論視野，在“思想言說”的高度，進行人文精神的再思考，從個人理論實踐的自發階段上升到理論探索的自覺階段，理論的原創性與探索精神難能可貴。“80后、90后批評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缺乏一定的批評理論意識，后繼乏人，處于斷檔的境況。

新時期寧夏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

在這個消費社會，文學創作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人的審美問題，更重要的還有個價值歸屬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農村向城市、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非常時期，文學的使命已發生了轉變。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創作的語境是什么，文學批評的語境是什么，這是必須要搞清楚的問題。如果對這個時代沒有深刻地洞悉和把握，創作和批評都會不及物。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現在的人不讀文學？為什么我們的作家每年寫出那么多的文學作品，但我們的讀者就是不買賬？因為我們的文學與我們的社會現實隔得太遠了，而在此過程中，我們的文學批評不但沒有起到好的引領作用，有時還為這個消費社會的物質狂歡推波助瀾，為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充當幫兇。文學關涉靈魂，文學關涉世道人心，文學批評更要確立這個時代的價值標準。這不但是我們的作家們要深思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

鮑德里亞在他的《消費社會》一書中談到消費活動中人的奴性處境問題、消費主體在消費結構中被控制和盤剝的問題，讓我們真正看到了商品對人的異化力量。在這樣一個社會里，從敘事學和修辭學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個祛魅的世界，一個去象征化的世界。”（耿占春語），所以，對于我們的作家批評家們，如果沒有下到當下人的心靈世界，沒有觸及到大多數人的心靈體驗，“而是大面積撤向‘自我’和所謂的‘內在性’”（牛學智語），自說自話，對消費社會語境下的底層生活熟視無睹，那么，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就無從談起。

回過頭來看我們寧夏的文學批評，批評家們對我們這個時代語境并沒有自覺的體認，批評往往不知不覺間打上了“消費”的烙印，批評的商品化傾向明顯，特別是“媒體批評”，大多僅限于讀后感式的文本闡釋，當然是唱贊歌的多，批評流于宣傳，真正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涉及不多。如果說80年代寧夏文學批評與全國的文學批評一樣，文學的啟蒙話語與思想解放運動保持同步共進的歷史場域，而當下這樣的啟蒙早已消失在消費邏輯的收編之中，我們的一些批評家對批評的標準莫衷一是。在學院派那里，學術術語的套用和四平八穩的模式化批評，使真正的文學批評陷于學院式的偽知識生產。而在民間的批評中，則又陷于報刊雜志的新聞宣傳，以快餐式文本解讀代替真正的批評。總體來看，寧夏詩歌、小說、散文乃至批評，整體上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書寫層次，許多詩人、作家、評論家，并未自覺地把現代性思想、尤其是啟蒙思想，納入到自己的文學寫作中去——用它們來觀照自己的文學理念。因此，很容易走向宗教、審美、詩意、幸福、溫情、個人等。當前社會現實秩序，特別是政治經濟話語和國學熱、傳統文化熱，以及全球化所粗暴形塑的文學觀，成了文學批評的一個指定寫作模式，這就導致文學批評的格局太狹小，太局促，思想性和文學言說的有效性便走到了一個被讀者廣泛質疑的瓶頸位置。文學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平臺，作為理論面對的一個直接對象，作為批評家“人學”表達和精神關注的對象，必須要有更為深廣的視野，這也是寧夏文學批評的問題所在。正如批評家牛學智指出的那樣：“有著明顯的自我確認、自我賦形色彩，缺乏跳出寧夏看寧夏文學的宏觀眼光”。“當代中國批評者——一些沒有問題史的批評列隊者，已經深陷至少兩個誤區中還不自知。一是誤把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之后起來的福柯等人的‘話語’秩序革新，當作簡單的批評技術主義，棄之如敝履一般；二是把哈維爾所謂后極權時代的‘內在的消費主義’誤當作‘個體’、‘個人’、‘主體’的登場，捧之奉之迎之如寶物一樣。如此一來，當前的批評列隊者，在干什么呢？不知道該干什么。想什么呢？不知道在想什么。干的是關于自己的事，想的是有關自我的事。熱剩飯，炒信息，自戀標榜，等等，不過如此。但是，行文中，你完全能感受到批評者眉頭緊縮、牙關緊咬的‘鐵肩擔道義’模樣，這就是真正的荒謬。”

寧夏文學批評隊伍建設與自我建構

在30年的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中，寧夏文學理論批評隊伍已基本形成，他們在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注意把理論研究與批評實踐相結合，幾乎毫無例外地投身于文學批評的實踐中，從而促進了寧夏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成績有目共睹，但一些問題依然不容忽視。

第一，充分重視寧夏文學批評隊伍和陣地建設。新時期以來，寧夏作家協會在追蹤研究我區文學創作新情況新問題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以單獨組織或與有關單位聯合承辦的方式組織召開了幾十次作家作品研討會，被研討的既有產生相當影響的代表性作家，又有成長中的新秀；既有小說研討，也有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研討；既有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的研討，也有整體性文學思潮的研討。這些研討活動，不僅直接促進了文學創作，而且對活躍我區文學評論空氣，加強文學批評隊伍建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單獨就文學批評方面，開展的研討并不多，特別是對青年文學批評家的關心、培養和支持的力度還不夠大，批評家隊伍處于青黃不接的狀況，特別是80后、90后的批評家基本處于斷檔狀態。應通過進修、培訓、不定期召開研討會等形式加強對青年批評家的培養。另外，在寧夏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格局中，區內期刊應該是一個重要陣地，記得80年代寧夏文聯主辦的《塞上文譚》，曾推出和涌現出了一批在區內外有影響的批評家，對我區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后來因為各種原因停刊，這樣，寧夏文學批評就失去了一塊重要陣地。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與批評的重要載體，建議恢復《塞上文譚》，加大寧夏文學批評的力度。

第二，重視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構。寧夏的文學批評，通過幾代學人的研究與著述，始終貫穿著社會歷史方法，但值得重視的是，新時期文學批評在以社會歷史批評的觀念和方法為本的同時，要注意不要在“文學理論”的慣性中滑行，特別是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之中，要有哲學社會學的視野和眼光，這樣文學批評就會避免學科內的例行作業式批評，就可避免受制于學科規定性而把文學批評弄成不接地氣，自說自話的話語饒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者的主體建構，首先要從更新已有的話語資源入手，要在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學科領域開拓自己的理論視野，在實踐層面，要把“底層”不斷納入自己的視野，形成一個基本的基層文學感知狀態，在更深廣的層面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在當前的語境中，把自己的批評話語上升為一種思想言說，這樣，批評才能發揮其價值言說的有效性，完成文學批評的歷史使命。

趙炳鑫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寧夏作家協會理事，寧夏政協文史專員。現供職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黨校，《寧夏黨校報》副總編。作品散見于《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中國藝術報》《創作評譚》等。結集有散文隨筆集《不可碰觸的年華》，散文評論集《孤獨落地的聲音》，哲學隨筆集《哲學深處的漫步》，文學評論集《批評的現代性維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