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揭曉并頒獎了，在中短篇小說獎的評選中，三位用漢語寫作的年輕女作家，在如林強手中脫穎而出，和其他兩位用少數民族母語創作的作家一起成為最終的勝出者。這三位女作家，分別是來自寧夏西海固的回族女作家馬金蓮、來自云南麗江的納西族女作家和曉梅和來自廣西百色的壯族女作家陶麗群。這三位女作家盡管出身不同、生活閱歷不同、族別身份不同，但她們的作品卻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點，那就是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強烈的女性意識。

馬金蓮獲獎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說集《長河》。在這個集子中，最出色的自然是與集子同名的中篇小說《長河》，這個中篇可謂是她的成名作。小說寫了4個葬禮，寫了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對應著男女老少四個生命的死亡，講述的是一個人類終極的命題——死亡。在馬金蓮看來，“一切生命和事物都在時間里，時間是可以用來盟誓、謀事、又可檢驗心靈的存根”（馬君成語）。人生是一條河，死亡是另一條河，掉進死亡之河的人，不再歸來，死亡是另一種鄉愁，或者說，個體的死亡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死亡不可逃避，是人注定的結局和命運。但在死亡里，珍藏了那么多清潔、干凈、崇高和尊嚴。馬金蓮是主要描寫鄉土的作家，她用童真的目光，去關照那蒼茫大地上的苦難，用愛去關注那些在艱難環境中艱苦生活著的農村婦女，讓她的鄉土敘事呈現出了人性的亮色和愛的光芒。馬金蓮的作品總是站在弱者一邊，弱者的沉默、隱忍，以及苦難的沉重與人性的溫暖，讓其小說有了震撼力。在所有參評作品中無可爭議地成為翹楚。馬金蓮的獲獎，還昭示著“80后”的少數民族作家正走向成熟，他們正成為中國少數民族創作的有生力量，成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活力。同樣，馬金蓮作為回族女作家，她書寫出了這個民族的潔凈、寧靜和崇高的愿望，她的作品是具有洗禮性的。

女性主義在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很多人談起女性主義，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要談到女性的身體。之前，我一直認為這是對女性主義的一種失之偏頗的圖解，而馬金蓮的文本則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我的看法。馬金蓮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描寫西海固地區的農村女性——西海固是她心靈的原鄉，就像高密之于莫言、三秦大地之于賈平凹一樣——而且其視角也都是女性的。然而，她卻在文本中有意將女性的性別特征隱去。馬金蓮的女性主義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她更多地關注西海固地區農村女性的成長經歷與隱忍的特征。面對苦難這一沉重的主題，馬金蓮總是試圖用她女性獨有的細膩與柔情對她小說中承受苦難的人物給予補償。這樣的觀照與情懷，是馬金蓮對女性最好的詮釋。

“80后”作家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命題。我們編輯部就有一名出生于1984年的編輯，也寫作品，但他特別反感別人說他是“80后”作家。他認為，用出生的年代來劃分作家的代際是荒謬的。事實上，出生于改革開放頭十年的這一代作家，確實跟前輩作家有很大的差異性，至少，貧窮與饑餓距離他們很遙遠。可是，作為“80后”作家的馬金蓮，其文本中卻處處充斥著貧窮與饑餓的記憶，似乎在提醒我們，在西海固，貧窮與饑餓并不是久遠的往事，它們會時不時地光顧這里，生存問題并沒有像黃鶴一樣一去不返。難怪評論家王干會說，馬金蓮是“另一種80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集“女性主義”與“80后作家”兩大標簽于一身的馬金蓮，用她自在自為的寫作姿態，取得了文學創作上的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快事。

作為《邊疆文學》的總編輯，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和曉梅在文學道路上的成長與我們雜志密切相關。2000年，她的處女作《深深古井巷》就發表在《邊疆文學》上，后被《小說選刊》轉載。和曉梅獲獎的作品是她的中短篇小說集《呼喊到達的距離》，收錄了《未完成的成丁禮》《來自一條街的破碎》《連長的耳朵》《有牌出錯》《我和我的病人》《飛躍玉龍第三國》《春季，落雪的昆明》等7部中篇小說。有意思的是，她沒有用這7部作品中的任何一篇的篇名作書名。如果不仔細閱讀，你甚至很難從這7篇小說中找到共同點，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幾乎沒有關聯，不存在互文性。但是，通過文本細讀就能看出，在字里行間，它們無不飽含深厚的民族情懷與鮮明的女性意識。

作為生活在云南麗江這片神奇土地上的作家，她的寫作總是植根于神秘、深厚的納西文化，將納西民族對生命、愛的理解通過小說呈現出來。她用優美的文筆講述了納西族奇異的家族故事，講述著民風與民俗，甚至是神話和傳說。這跟她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據我所知，和曉梅就生長于一個大家庭之中，她的奶奶有7個孩子，逢年過節，整個家族的人都會相聚一堂。這樣的經歷不僅讓她學會了察言觀色，還讓她懂得了聆聽，在觀察與聆聽中，她迅速地找到了暗藏在納西族大家庭里的好的小說素材。

和曉梅的小說在講述故事的同時，又擁有了詩性的意味。她的小說總是力圖書寫出納西民族的特性和根脈，勾勒出他們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維方式。在她的小說中，人與物、愛與恨都是特別的。和曉梅小說的可貴之處是，她不僅僅是沉迷于本民族的文化，不甘于風情式表達，她總是力圖將民族性與現代性實現無縫鏈接。在這部小說集里，故事的場景跨度是巨大的，從瀘沽湖畔到首都北京，從校園到戰場，從邊遠山村到小縣城，都是和曉梅小說的背景，她的小說還觸及了靈魂、生死、戰爭、危機、變遷、記憶和愛情等主題，并通過故事講述著她的體驗、感悟。

和曉梅的小說中還有著強烈的女性意識，納西女性對待人生、愛情的方式和態度，民族女性在時代變遷中面臨的危機，都是和曉梅小說的重要內容。熟悉納西族的人都知道，這個民族的女性長期以來都以勤勞、善良的形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但是，由于傳統的因素，她們又大多與文學藝術絕緣。人們津津樂道的納西族東巴古樂，其演奏者大都是男性——至少我沒見過女性。蕭紅當年曾感慨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而和曉梅卻說：“像我這樣有不同心理世界的女性作家，無需另辟蒼穹，我要做的只是一次翻轉，讓你看到你視線的背面。”和曉梅從不避諱性別問題，她的小說總是用詩意盎然的女性話語，描寫納西族女性鮮為人知的隱秘世界。可以這樣說，民族與女性，是和曉梅的兩張王牌，她將它們緊緊地捏在手里，在不斷的探索中突圍。

陶麗群的獲獎小說集是《母親的島》。作為廣西新近快速崛起的壯族女作家，陶麗群在“女性和土地”這兩個寫作主題上，進行了探索和苦心經營。她書寫底層，將底層生活作為其小說寫作的重要營養來源進行艱苦耕耘。在她的小說里，那些“草根一族”的農村婦女，被她栩栩如生地展現了出來；她們的悲喜，她們的愛恨，她們力圖擺脫困境的種種掙扎，都成為她小說中重要的內容，她的小說展現了人性中那種堅韌的部分，同時，也寫出了農村女性敢于犧牲和奉獻的品質。中篇小說《母親的島》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離家出走的母親形象，是一部能逼出讀者淚水的小說。這是一個在家境漸漸好轉中去意已絕的母親，這樣的母親形象是過去人們很少塑造的。陶麗群筆下寫的是一個獨特的女性形象，她有著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要為自己活一回。這個母親形象讓人動容和震撼。母親之所以要離家出走，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她是一個被拐賣來的“外地媳婦”。幾十年來，生兒育女、忍辱負重，她離家出走建立在一個大的前提之下：兒女們都已長大成人，家里的經濟條件也變得寬裕。在這樣的情況下，她萌發出了為自己活一回的想法，而且堅定不移地踐行著。母親的出走蓄謀已久。她先是一個人獨居在毛竹島上，種菜、養鴨，目的是為了給她的出走攢夠路費。如果說，島上的母親是她出走前的序曲，那么，她最終還是走向了永久的逃離與抗爭之路。

在這之前，我讀過不少以被拐賣女性的逃離與抗爭為題材的小說，但陶麗群筆下的“母親”無疑是最為生動的。大多數這類題材的作品，被拐賣女性的逃離與抗爭，都不得不借助外力，比如警察破案，而她筆下的“母親”是一個異數。她數十年如一日地低眉順眼，贏得了家人乃至整個村落的信任，沒有人會懷疑這樣一位隨遇而安的女人會出走。母親的抗爭，是充滿智慧的，是步步為營的。盡管整個文本只是截取了母親在毛竹島上獨居的生活片段，但我們不難窺一斑而見全豹。一貫書寫女性隱忍、執著、宿命的她，搖身一變，寫出了女性的抗爭。陶麗群對土地的挖掘，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得到了評委們的認可。她的獲獎，佐證了生活才是文學的源泉這個不爭之事實。

與“母親”的出走一樣，陶麗群寫底層女性的抗爭，其實也是蓄謀已久的。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曾在當年的第5期《邊疆文學》上頭條推出她的中篇小說《第四個春天》。這是一個跟碰瓷有關的故事，碰瓷者是生活在苦難中的底層女性，被訛詐者是一個蜘蛛人，也同樣生活在底層，他因頂不住輿論壓力而失去了年輕的生命，他的父親“想兒子想死了”。在相繼失去了兒子與丈夫之后，被訛詐者的母親盧寶花堅韌地活著，通過努力來證明兒子的清白。然而，在她即將成功的時候，碰瓷者及其家人與媒體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勾結，毀滅了一切證據，將盧寶花的一切努力與抗爭擊得粉碎。終于，在兒子死后的“第四個春天”，她不得不絕望地選擇跟家人團聚。這是一個底層女性失敗的抗爭，她的失敗，直指險惡的現實世界，而《母親的島》中的“母親”，她的抗爭是成功的，她的成功，彰顯了女性的隱忍與智慧。

民族文學的大地上，花開女兒紅。女作家在寫作中如刺繡般縝密、細心與耐心，在人物刻畫上細致入微，在語言表達上優雅、綿軟、有質感……這些無疑成為了她們在評獎中的“殺手锏”。

人們常說，三個女人一臺戲，而這三個少數民族女作家所構成的，遠不止一臺戲，而是一個豐滿的、完整的、紛繁的、色彩斑斕的女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