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4 北方邦馬圖拉5世紀佛頭

圖2 北方邦馬圖拉5世紀佛立像 圖1 北方邦馬圖拉4世紀晚期至5世紀早期佛立像 圖3 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齊佛立像

展覽：梵天東土 并蒂蓮華——

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展

時間：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1月3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午門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故宮今年不僅開設了萬眾期待的慈寧宮雕塑館，還迎來了佛造像盛世的中印古代雕塑展。午門上的“梵天東土 并蒂蓮華：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展”，既是中印兩國這一特定時間段造像同臺亮相的難得機緣，也是兩地文化交流的藝術見證。

佛教傳入中國，與偉大的絲綢之路緊密相連。絲路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美術，最初主要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播到中國內地的。比如中國早期的佛造像，就呈現出鮮明的西北印度犍陀羅造像特征。開鑿于北魏中期至晚期的云岡石窟，佛像的著衣形式按時間先后可分為外來式和漢式，外來式以右肩半披式袈裟和通肩式袈裟為主，后者則集中在源于南朝的褒衣博帶式袈裟。這種變化實際上是本土化進程中的自然反映。具有南朝士大夫氣質的褒衣博帶式袈裟佛像，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廣泛傳播到中原北方，還波及河西走廊及更遠的敦煌地區。在進入東魏后段的北齊時，印度笈多朝的佛像樣式，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內地，并對后者施加影響。

衣紋之有無

公元400年至700年，是印度笈多藝術鼎盛期和后笈多藝術初期，期間有三位著名的中國僧人法顯、玄奘和義凈遠游印度，他們西行求法的足跡均有文獻傳世。三位高僧的著述及相關文字被西方學者高度重視，在印度也有巨大影響。此次展品的遴選，正是以高僧們親歷的印度藝術文化中心為主線。策展人羅文華老師認為，印度的這一時期，也是笈多藝術走向成熟和達到極盛的重要時期，被稱為印度藝術史上的“黃金時代”，其審美標準和藝術模式成為印度藝術的標尺，影響范圍不僅涵蓋了大部分印度本部，而且遠達中亞、東亞、東南亞等廣大區域。

印度笈多王朝（320-600年）宗教政策開明，不僅盛行印度教，佛教也獲得很大發展，后者更是在藝術形式上創作出融合了貴霜朝犍陀羅和馬圖拉造像的佛像樣式。笈多朝佛造像主要有馬圖拉表現衣紋的“濕衣佛像”和薩爾納特不表現衣紋的“裸體佛像”，前者代表性實例如北方邦馬圖拉4世紀晚期至5世紀早期佛立像（圖1）和北方邦馬圖拉5世紀佛立像（圖2），后者代表性實例如北方邦薩爾納特5世紀佛立像。這兩種形式佛像頭部特征大體一致，臉型一般是印度人的特征，頭上螺發整齊，兩眼微睜，鼻子高挺，有華麗的頭光。絕大多數佛像著通肩式袈裟，表情肅穆，身材勻稱，體現出一種單純寧靜的古典美。馬圖拉佛像和薩爾納特佛像最大的區別在衣紋的有無，前者佛衣猶如半透明的單薄紗衣，衣紋纖細且極富韻律感，猶如剛從水中走出，優雅的軀體輪廓明晰可辨；后者人物形態與前者大體相似，佛衣卻更為薄透，但不表現衣紋，感覺像是完全透明，僅在袈裟領口、袖口及衣襟下擺邊緣有暗示性的結構線存在。

中國與印度漸不同

笈多式佛像對中國佛教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可以從此次中印雕塑展覽中看出諸多例證，比如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齊佛立像（圖3）以及諸城北齊佛像，就是受印度笈多式佛像影響的典型實例。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佛像發現于1996年，出土的大小四百余尊造像中，東魏、北齊實例數量最多。東魏后段佛像從佛衣形式到軀體特征都開始發生變化，至北齊時，這種變化就非常顯著了，其中那種著通肩式袈裟、軀體豐腴圓潤的佛像，就是笈多造像元素的直接體現。

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齊佛立像面相豐圓，低肉髻，兩目微睜，高鼻梁，嘴角微上翹，傳達出一種安靜、內斂的冥想氣息，而嘴角的那一絲微笑，則生動反映出佛國世界的美好。佛像左手殘缺，右手抓衣角，手部造型飽滿圓潤，軀體在薄薄的通肩式袈裟覆蓋下，也呈現出相同造型特征。其中袈裟的衣紋，僅以簡潔疏朗的U字形陰刻線來表現。這種造型特征，與前邊提到的馬圖拉佛立像相對接近，明顯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的軀體更為壯實并有肌體的起伏感。兩者的差異，實際上是源于兩地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國古代匠工受儒家禮制思想影響，在表現人物軀體時更喜歡含蓄、內斂的造型特征。

諸城北齊佛立像的頭部造型和上述實例大體一致，兩手皆殘，亦著通肩式袈裟。該佛像袈裟上完全不表現衣紋，只在袖口及佛裝下垂衣襟處雕刻了結構線。佛裝貼身并極為薄透，人體各部位特征一覽無余，兩臂及兩腿的輪廓形態也完整體現出來。這種佛像造型，與薩爾納特5世紀佛立像相似，不同之處在于青州實例人體特征更為含蓄，其造型意匠與同地出土的北齊佛立像之一相同。

中國式的阿育王像

這次展覽中，另有一件出土于成都西安路南梁太清五年（551）阿育王像值得關注。“阿育王像”，是阿育王（約前304年-前232年）所造釋迦牟尼佛像的簡稱。據學者研究，這種帶有鮮明印度造型特征的佛像傳入中國后，在東晉、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信仰中得到推崇，但目前考古發現的實例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區，其年代當在南朝，如南梁太清五年阿育王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展覽中的這尊阿育王像頭部有高大的肉髻，發髻作起伏的圓丘狀和翻轉的云紋狀，高鼻深目，頭部最顯著的特征是自鼻孔下向兩側生長的小胡子。在印度造像展廳中有一尊來自于北方邦馬圖拉的5世紀佛頭（圖4），也表現有相同的小胡子，這是印度人典型特征之一，據此可知兩者之間應存在某種內在關聯。這尊阿育王像著通肩式袈裟，袈裟衣紋表現為凸起的尖棱線狀，與同地區出土的著褒衣博帶式袈裟佛像存在明顯差異。袈裟胸部衣紋和腹部以下衣紋各自成組，均為同心的U字形自小而大的擴散。這種衣紋線的空間構成關系，與前述的馬圖拉佛立像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只是后者胸腹部及以下衣紋并未分為兩組表現。

這次中印雕塑展，相對完整地呈現了公元400-700年兩國佛教雕塑面貌，期間也包含印度佛造像施加于中國實例的多種元素。實際上，此前印度貴霜朝佛造像傳播到中國后，改寫并推動了中國古代雕塑的發展軌跡；而笈多朝佛造像的傳入，則在佛造像的外在衣裝和內在人體表現上，再次改變了中國古人的審美取向。此中最重要的是，這些精美的佛像不僅是佛教偶像的理想再現，更是我們獲得審美體驗和精神食糧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