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友似親人 軍民如魚水

長征文物背后的深厚情誼

《三大主力會師》蔡亮、張自嶷1977年 尺寸：331×166厘米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 布上油畫

董振堂、朱德、周恩來互贈的毛毯1931年尺寸：194×131厘米質地：毛料 國家一級文物 康克清捐贈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臺收報機 國家一級文物1930年12月31日，紅一方面軍在龍岡戰斗中繳獲。

“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隊旗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

《金色的魚鉤》 插畫 柴山林

長征的故事在我們的課本里，從小就讀，但我們永遠也讀不完，因為其蘊含著長征的價值，傳承著長征的精神，總能給予我們新的啟迪和思考。

長征的征程在我們的腳步下，從小就走，但我們永遠也走不到盡頭，因為長征路上有太多的新課題、新思考，呈現著穿越時空的對話與內容。

紅軍的第一部電臺，四渡赤水時的竹繩、馬燈、手榴彈，紅軍長征帶到陜北唯一的一門山炮——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陳列的展廳中，以各種圖片275幅、文物252件，34件一級品的規模，形象地講述著8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勝利完成長征的歷史，也為我們講述著一個又一個長征途中的故事。

“在這里，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都能給觀眾留下深深的觸動。”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陳研究部副部長劉中剛深情地說。

一雙草鞋、一塊銀元、一面旗幟、一條毛毯……在長征時期的艱苦條件下，這些如此平常的物品，卻演繹著一段段戰友之間、軍民之間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英雄史詩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中，許多長征途中，紅軍將士們所使用過的物品，和以各大戰役、重點行進階段為主題的油畫、插畫、照片、雕塑等革命文物向觀者講述著一段段難忘往事。

珍貴的補丁毛毯

一條普通的毛毯、簡單的紅底白花、綴滿的縫縫補補痕跡、一大塊白色的補丁……在展廳中靜靜陳列的一條打著補丁的毛毯，清晰地記錄著一段段相互轉贈的往事，凝結著周恩來、朱德、董振堂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深厚的戰友之情。

1931年寧都起義以后，領導人之一、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對朱德總司令十分敬仰，為了朱老總的健康考慮，他將一條普通的、紅底白花毛毯送給朱德。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以后，朱德總司令就帶著這條毛毯上路。長征途中，無論是爬雪山、過草地，還是在激烈戰役的休息中，朱德一直隨身帶著這條毛毯，其伴隨著朱德走過漫漫長征路。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西延安。隨后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因為談判工作，經常往返于延安與西安。當時正值寒冬，西北寒風凜冽，為了不讓周恩來挨凍，朱德便把跟隨自己多年的毛毯送給了他。

周恩來同樣十分珍惜這條毛毯，常將其隨身帶著。

一次，周恩來準備去西安跟國民黨談判，由于是乘坐吉普車，周恩來便隨身帶上了這條毛毯。當時，周恩來帶了一個警衛班、副參謀長張云逸，還有身邊的工作人員。

當汽車開到陜西甘泉縣的嶗山時，一行人突然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襲擊。張云逸馬上說：“保衛周副主席！”警衛班就地還擊。周恩來從吉普車上跳下去，在戰士們的掩護下，到山邊躲避了起來。

同行的一個參謀叫陳友才，從延安出發的時候，他裝扮成了周恩來———戴著禮帽、穿著大褂，國民黨反動派看見這身裝扮，就把陳友才當作了周恩來，集中火力向他射擊，陳友才犧牲了。這場戰斗過程中，警衛班的許多戰士都犧牲了。當時留在車上的這條毛毯，也被敵人砍了一刀。

周恩來非常心痛。回到延安后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朱德要到太行山的抗日前線去，周恩來擔心山里風大，又把這個毛毯回贈給了朱德，朱德便帶著它到了華北。出發前，康克清請延安毛毯廠補好了那處刀砍破的地方。

當時的華北地區人們都睡土炕。1938年冬，朱德住在山西襄垣縣一個老鄉家里，結果因為火炕燒得太熱，不小心把毛毯和墊單都烤了一個大洞。當時，康克清請房東大娘補，因缺布料，雖補上了，但并不太好，只得將就使用。1939年春，八路軍總部遷至山西武鄉的王家峪。朱德就委托身邊工作人員將毛毯送到后勤部被服廠修補。兩天后，毛毯修補好了，從此就一直被朱德使用。

這條毛毯上的每一個補丁，都顯示著戰友之間的親密情誼，記載著一段段難忘的戰斗往事。在上世紀60年代，康克清將這條毛毯捐贈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為歷史的見證。

金色的魚鉤

憑著無比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戰勝人世間難以想象的千難萬險，即使經過漫長的歲月，長征依然被世人記憶與傳頌。

在小學課本中，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做《金色的魚鉤》。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展廳中，不僅有紅軍“過草地”時的模擬景象，也有一組插畫專門講述了這枚“魚鉤”的故事。

在后輩們眼中，這枚長滿紅銹的魚鉤，始終閃耀著金色的光芒。

1935年秋天，紅四方面軍進入草地，由于沒有糧食，只能靠啃草根、皮帶充饑，許多戰士得了腸胃病。有幾位戰士病得趕不上隊伍，指導員就派炊事班長照顧他們。

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老班長”的炊事班長年近40，一人帶著三個傷病員，走一陣歇一歇，一天下來只走了20多里路。

大家一路上挖野菜、草根，和著青稞吃，可兩袋子青稞吃了不到半個月就沒了。饑餓伴隨著傷病，加之惡劣的環境，時刻都在威脅著幾個人的生命。

一天，老班長看見水塘里有魚跳出水面，他趕緊找出一根縫衣針，烤紅了彎成釣魚鉤，將釣來的魚燉成魚湯給幾個小傷病員吃，他自己卻依然吃著草根野菜，只是碗里多了一些剩下的魚骨頭。

后來，三個小傷病員的身體漸漸康復，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時候，老班長因為饑餓倒在了地上，幾個小戰士連忙去釣魚準備燉魚湯給老班長補身體，他卻連一口湯都沒喝到，就離開了人世。

這根“金色的魚鉤”，因為陸定一記錄的故事，成為長征中戰友之間最為感人的體現，也因為其通過一件小事而呈現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勝利完成長征的歷史而被人們所銘記。

雨布的故事

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用品，在特殊的歷史年代和特殊的環境條件下，往往可以承載非同尋常的意義。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這次展覽中，一塊普通的雨布安靜地躺在展柜里，它的顏色暗黃發黑，十分不起眼。劉中剛說，其實在博物館中，保存著許多塊紅軍長征時期戰士們用過的雨布。

那時，戰士們為了遮雨，就用這種油布，或以木棍支起做成簡易帳篷，或將它披在身上當成雨披，油布陪伴著紅軍戰士們走過了那些風雨交加的路。其中的一塊，雖然沒有在此次展覽中展出，但一直保存在博物館中，為我們銘記著一段官兵情的故事。

長征途中，一位名叫汪立發的戰士雙腿受傷，在過雪山的時候又被凍傷。直到過草地的時候，他的腿已經全部都腫了起來，流著血水，傷口不斷在惡化。

汪立發不想給戰友們帶來負擔，說：“把我留下來吧，你們繼續前進！”但是，戰友們卻不愿意舍棄他。更何況如果真的把他留下，在荒無人煙的草地里，沒有糧食，他的腿又無法走路，等待他的就只有犧牲。

于是，戰友們自制了簡易的擔架，抬起汪立發繼續在草地上行軍。

有一天，草地上空雷聲滾滾、烏云密布，很快就下起了大暴雨，大家身上都已濕透。當時，為了防止汪立發淋雨后傷口再次惡化，戰友們就用被單給他撐起小帳篷。但是，雨實在太大了，被單根本遮不住，而且還在不斷漏雨，汪立發全身都被淋濕。戰友們又找到一塊小雨布，蓋到汪立發的傷口上，但還是無法抵擋瓢潑一般的大雨。

后來，盡管一直在下雨，疲憊的汪立發進入了夢鄉。就在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感覺到有熟悉的身影正在靠近他，撫摸他的頭。

那人發現汪立發前額滾燙，知道他正在發高燒，便將自己身上披的一塊雨布給他蓋上，裹得嚴嚴實實。待汪立發醒來，看到這個人就是他們的后勤部長，但部長早已轉身走遠。他望著部長的背影，內心十分溫暖和感動。

經過治療，汪立發的身體逐步好轉，并跟隨部隊繼續前進。成功走出草地后，第一件事，汪立發就是要去找這位后勤部長，想把這塊雨布還給他。然而，等待他的卻是難過的消息。這位后勤部長沒有能夠走出草地，就已經犧牲了。

這件事令汪立發既悲痛、又感恩。于是，他將這塊雨布保留下來，一直珍藏著，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捐贈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用“被面”做成的“旗幟”

“如果用數據說話的話，那么長征中最能夠體現老百姓對紅軍鼎力支持的，就是沿途群眾參加紅軍統計表。”劉中剛說。

據不完全統計，參加紅軍長征的共22萬余人，其中包括出發時的18萬多人，其余的則是在長征過程中沿途加入隊伍的4.2萬群眾。紅軍部隊在當時那樣窘迫的條件下，依然有那么多人積極加入隊伍，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紅軍的影響得到老百姓的認可。而這些老百姓當中，不乏一些少數民族的群眾。

據統計，紅軍長征三大主力在長征中，曾分別通過苗、瑤、侗、水、布依、土家、仡佬、白、納西、彝、藏、羌、回、裕固等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

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在長征中共走了371天，其中在藏、苗、彝、回、瑤、壯、侗、水、仡佬等少數民族地區就達125天，紅二、四方面軍在少數民族地區行軍時間更長，特別是紅四方面軍，僅在川、康的藏、羌民族地區滯留時間就達一年以上。因此，如何處理好和少數民族、信仰宗教的群眾之間的關系，是紅軍長征途中的重要課題。如果沒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沒有嚴格的紀律，沒有艱苦細致的宣傳和工作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長征途中，紅軍發布了一系列的決議、指示和布告，要求各部隊對當地居民加以保護。紅軍堅持保護少數民族利益，尊重少數民族的民主權利、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爭取少數民族各階層支持紅軍、參加革命斗爭。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四川省冕寧縣（今彝海鄉），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政委聶榮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彝族同胞宣傳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宗旨與民族政策。

5月22日，劉伯承與彝族沽雞家支首領小葉丹在彝海之濱歃血為盟。

由于紅軍官兵認真執行各項政策，贏得了彝族各階層同胞的信賴和尊重，沽雞族部落也與紅軍正式結盟。結盟后，紅軍戰士幫助彝族人民組建“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并授予他們一展用粉紅色被面做成的隊旗。

擔任沽雞支隊隊長的小葉丹派彝民護送紅軍北上，沿途彝族部落甚至給紅軍帶路、提供戰士們所需的補給，為紅軍搶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從1935年到1941年，小葉丹打起了紅軍彝民支隊的旗幟，帶領他的隊伍堅持5年的斗爭。

1941年，四川地方軍閥鄧秀廷在地方反動勢力的支持下，挑撥離間，分化聯盟，鎮壓彝民革命。鄧秀廷要追究小葉丹與紅軍結盟的“罪責”，被迫交出1.2萬兩白銀和120頭母羊給鄧秀廷。但他寧肯傾家蕩產，也不愿交出“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隊旗。

1942年6月18日，小葉丹和隨從在前往冕寧大橋鎮赴宴時遭到被國民黨收買的當地彝族羅洪部落的伏擊，在突圍時被羅洪部落的槍手打死在冕寧大橋鎮場外。

1950年春，小葉丹夫人等親屬把保存下來的“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隊旗，獻給當時到達彝族地區的解放軍。而紅軍長征期間的民族情誼，也隨之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