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小說《北鳶》，就不得不提到作者葛亮的家世。他的祖輩中多有影響過一個時代的大人物：陳獨秀、褚玉璞、葛康俞、鄧稼先……幾支傳奇的血脈匯集在葛亮這位年輕作者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家學和血緣對他創(chuàng)作的影響。關于那些名聲赫赫的人物，他的家族中有許多傳奇往事和秘事至今仍在流傳，他在這樣的氛圍中浸淫，自然對過去風起云涌的大時代有著別樣的感情和執(zhí)著。在新作《北鳶》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探究自己生命前傳的那種熱情。

《北鳶》是一部家族史，葛亮借助自己構建的紙上王國，探究往事的幽微。但小說又不拘泥于自己的家事，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故事在書中相互嵌套，即便是非常細心的讀者也很難找出它們之間的拼接痕跡。家族史只是葛亮回返云譎波詭的民國時代的一條路徑，而那些真實人物背后的留白，才是他最感興趣的東西。

小說中不少角色都能在現(xiàn)實中找到對應，葛亮為他們喬裝打扮，卻又故意遺留一些線索。這些線索帶我們走近那些似幻還真的人物，切入遙遠的民國時代。《北鳶》的主人公盧文笙，是以葛亮的外祖父為原型的。這位老人為人寬厚，雖未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卻被葛亮看作那個時代最好的代言者。故此，在葛亮的作品中，他便化身為切入那個時代的線索人物。葛亮談到外祖父，反復強調(diào)，外祖父是一位善待時代的人，因此也得到了時代的善待。自序《時間煮海》里，葛亮進一步解釋了何為“善待時代”——“他（外祖父）天性中，隱含與人和解的能力，簡言之，便是‘認命’。這使得他，得以開放的姿態(tài)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時代所賜，將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拋入‘入世’的漩渦，橫加歷練。然而，自始至終，他不愿也終未成一個長袖善舞的人，卻也如水滴石穿，以他與生俱來的柔韌，洞貫了時世的外殼，且行且進，收獲了常人未見得風景，也經(jīng)歷了許多故事。

小說主人公文笙，正如作者的外祖父一般。從一出生，他就見證著時代的大不幸：生母逃荒中把他“賣”給別人，在殷實的商人之家沒幾年，父親過世，日寇入侵，小小年紀于逃難中目睹一出出人倫慘劇。然而文笙卻是個特別的孩子，他生來平和從容，置身事件的漩渦中，卻宛若局外人。這孩子抓周的時候什么也不拿，只是在臉上掛出事不關己的微笑，家人便疑心他 “癡”。誰知日后，當他行至時代的逼仄處，看似走投無路之時，他的平和就成了“定奪乾坤之量”。

世間種種，文笙都不掛懷，唯一癡迷的就是風箏。風箏是小說一條明線，故事起于風箏，止于風箏。文笙父親在世時，想在他每年生日時定做一只風箏，為此還盤下了一家瀕臨倒閉的風箏鋪；文笙天津求學時為風箏鋪老板帶回失傳的《南鷂北鳶考工志》；幾次危機關頭，文笙靠著一手放風箏的絕技化險為夷；晚年的文笙經(jīng)歷顛沛流離，卻終于沒有失掉放風箏之樂。作者借書中人毛克瑜（以葛亮的祖父葛康俞為原型）點評文笙風箏畫之際道破天機：放風箏，乃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全賴看不見的一條線，才有后來的精彩處。說的是風箏，更是每每山窮水盡，從文笙的無欲之心里生發(fā)的一線生機。

文笙的無欲，源自忘我，這讓他成為在當代文學史上一個相當獨特的人物。他的生命因“忘我”而虛懷若谷，能負載更多東西。小說世界里，他以一口純正牛津音完完整整模仿出洋護士葉伊莎朗誦過的布萊克詩歌，卻一個字都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跳出故事的層面，文笙是貫穿全書的線索人物，自身就是一個“空相”，反映的乃是世事變幻與眾生萬象。因此作者不懼把他放置進最深重的苦難和最痛徹心肺的哀慟中歷練。

和文笙形成對位的是女主人公馮仁楨，她是豪富馮家的四房三小姐。作者葛亮在創(chuàng)作她的時候無疑有更多的呵護和偏愛，她有幸并沒有像文笙那樣卷入時代洪流，見證它的黑暗和殘忍。她被保護得很好，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家：父親母親、姐姐以及紛亂的家事。文笙所歷經(jīng)的是時世的變亂，而她將成為一個傳統(tǒng)大家族緩慢崩潰的見證人。她和文笙分別展開那個時代的里兒與面兒，在故事初露端倪的時候，他們只有幾個交匯點，這幾個交匯點已經(jīng)足夠彼此在驚鴻一瞥中默默難忘。直至故事大開大闔，他們背后的兩條線索合并在了一起，之前各自脈絡里的人物和故事合璧，紛紛歸于命運，一幅全景圖終告完成。葛亮對此作過精妙的解讀：“在這瀚邈時代的背景中，他們不過是工筆點墨，因對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離不棄的綿延。時世，于他們的成長同跫，或許彼時聽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為一點寄盼，此番經(jīng)年，終水落石出。”

在葛亮的構想中，文笙和仁楨不僅是時代與家庭的一組對位，也是“動靜一源”的一對共生人物。“動”與“靜”，一方面表現(xiàn)在他們的機遇——文笙輾轉于虛構的湘城和真實的天津之間（中途還奔赴抗日戰(zhàn)場，立下一件奇功），歷經(jīng)逃難、避禍、求學、戰(zhàn)爭諸種動蕩；仁楨則在大半部書中都活在自己的鐘鳴鼎食之家，對外面的世界，只能透過姐姐仁玨和老師逸美的只言片語暗自揣測。另一方面，“動靜一源”也暗合兩人的家史：文笙母親是亞圣后代，父親則在人生泰半才棄文從商；仁楨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都出身行伍，積蓄實力后韜光隱晦，做起了買賣。文笙和仁楨的相遇是他們背后兩個源遠流長的家族的匯合，也是文和武、正統(tǒng)和草莽兩股文化源流的匯合。這匯流里，其實裹挾了沉浮于時代的蕓蕓眾生的許多故事。

葛亮所云的“善待時代”，我更愿意把它解讀成善待時代中的蕓蕓眾生。文笙對母親昭如的體諒、對愛人仁楨的不忘、對同窗凌佐的痛惜、對風箏鋪龍師傅的惦念、對朋友永安的相信，都是對時代的善待。渺小的個人不只是被時代裹挾，也能以一些微小的善舉盡力挽回那大廈將傾的危局，盡管力量綿薄，且看似毫無用處，終究能夠對自己有所交代。在葛亮筆下，心懷善念、踐行義舉的人物不止文笙一個，作家自己也抱著對那個時代最大的善意，勾勒著層次豐富的人物群像。他們的身份有的高貴有的低賤，但是心中都“高義”照明。他們無數(shù)看似飛蛾撲火的善良舉動，合在一起終于扭轉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北鳶》中的許多人物，都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不過他們本身可能并不知道理想主義是什么。他們就像從中國那些流傳千古的故事中走出來的人，雖非自覺，卻在踐行著中國文化中最純粹、最高潔的東西——信與義。上至富商貴胄，下至販夫走卒，人人心里都有一種堅守，在這種堅守面前，生命亦不足惜。文笙父母經(jīng)商的溫和厚道，凌佐至死掛念著為禍害他一生的太監(jiān)養(yǎng)父還愿，郁掌柜為盧家鞠躬盡瘁，龍師傅一家四代守住一份諾言……書中眾生相，讓人不禁唏噓，熱淚盈眶。

人常說“戲子無情，婊子無義”，但葛亮卻一反“常理”，寫了有情有義的戲子言秋凰和一往情深的“交際花”尹秀芬。言秋凰天賦甚高，容貌殊麗，可一生就“耽誤”在了自己的堅守上。她和仁楨父親明煥的關系在書中看來十分曖昧，也有幾分齷齪，可及至她一生的大戲謝幕，諸多秘密盡數(shù)揭開，看客才恍然大悟——面對周遭的惡意揣度，他們的緘默，其實是一種心照不宣信念，是對年少輕狂的自贖，也是對理義倫常的堅守。尹秀芬在書中亮相時間并不長，一出場就讓人錯以為她愛的是富商永安的錢；等到永安徹底破產(chǎn)，她依舊守在身邊，勉力和他過起市井夫妻的小日子，方知她愛的是永安的人。

這些角色和文笙一樣，都稱得上“忘我”之人，在大義面前，他們堅定地選擇了最無愧于心的道路。小說中人物身份有別，但精神世界卻是相通的；每一個人身后都有不同的歷史，但因為相似的道義堅守，他們殊途同歸。更值得玩味的是仁楨家 “新人”與“舊人”的交鋒，這本來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一個傳統(tǒng)的主題，但在《北鳶》里卻有了史無前例的新闡釋——因為對 “義”的堅守，家族中的“新人”“舊人”雖沖突不斷，在關鍵時刻卻心意相通，有著共同的選擇。

閱讀《北鳶》，就像是在看一出出“季札掛劍”的好戲。這出民國時代劇與中國古典精神之間血脈相通，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自己熟知的禮與信的故事，它們和《北鳶》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互文性。而《北鳶》自身也當真就如一出戲，戲里的人有看戲的自覺，也有演戲的自覺。昭如最初在沖動中收養(yǎng)了文笙，便覺得背后有一雙雙觀看的眼睛，“她有些興奮，也有些不安。因為她并不是個會演戲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演了一個開頭，卻不知要演多久，演給誰看。”從這時起，一場綿延幾十年的大戲就開了場。明煥、仁楨父女都是戲迷，書中也便有了許多戲中戲的場面，他們身處其中，即是戲中人，也是旁觀者，這忽遠忽近的調(diào)焦更讓人生出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感慨。

《北鳶》獨特的時空感加強了戲劇化的氛圍。書中故事掐頭去尾，只講中間一段，留下了大量的留白給讀者想象。我們可以感知到小說開始前，故事已經(jīng)存在了，有許許多多的前因后果，只能在當下一筆帶過，卻令人浮想聯(lián)翩；而小說戛然而止處，卻又有余響，中間幾十年的滄海桑田全都被作者按下不表，只有一條淺淺的伏線，綿延至時間長河的無盡處。直至最后一響，乃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小說的文字亦應和著這種空靈留白的氛圍，全書幾乎沒有很長的段落，白描筆法，字字句句間舒朗空闊，有水墨寫意的韻味，卻又在細微之處精心勾勒。這疏疏密密的文字，仿佛也隱喻著書中那個大時代空闊和豐盛的包容。

葛亮把他對民國最好的想象都賦予了《北鳶》。更令人感動的是，他的想象和追思并不是一曲挽歌。小說里流淌在各個人物血脈中的“民間真精神”，正如文笙無意中獲得的《南鷂北鳶考工志》一般，雖然人皆以為散佚了，但總會在合適的時機重見天日。在《北鳶》里，中國古典式的理想主義和堅守并不會隨著那個時代的終結而去，相反，在任何時代，它們總有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