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藝術世家的作家葛亮，上月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新作《北鳶》，引發眾多關注。

新作《北鳶》是葛亮書寫近代歷史、家國興衰的“南北書”之“北篇”，歷時七年，是他繼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長篇小說。葛亮在小說自序里提到，小說題為《北鳶》是出自曹雪芹不大為人所知的著述《南鷂北鳶考工志》，“曹公之明達，在深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之道。字里行間，坐言起行。雖是殘本，散佚有時，終得見天日。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

談到葛亮，常有人上溯到其祖父是著名藝術史學者葛康俞、太舅公為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表叔公為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員，為葛亮披上一層傳奇色彩，也賦予他取之不盡的創作靈感。關于此書的創作緣起，葛亮回憶起祖父遺作《據幾曾看》編輯的一封信，“這位我很尊敬的編輯在信中說，希望我從家人的角度，寫一寫祖父的過往。”他曾考慮以非虛構的文體進行寫作，然而反復思量之后，仍然選擇了小說這樣一種更“有溫度”的表達方式。

對族中人物在新著中的處理，體現了葛亮作為小說家的獨特歷史觀念。葛亮的外公，亦即《北鳶》主人公盧文笙的原型，他的姨父褚玉璞（《北鳶》中名為石玉璞），是民國初年頗富聲名的直系將領，其鼎盛期與張學良、張宗昌并稱“奉魯直三英”，因其在民間的爭議，也曾屢屢為人所書。民國鴛蝴派作家周瘦鵑在《秋海棠》中就曾寫過這位傳奇軍閥。葛亮在《北鳶》中，再次對這一人物進行了著力書寫，并落墨于北伐大幕之下軍閥階層的沒落境遇。

“鳶”即風箏，葛亮全書以“鳶”作喻，猶如命運引線。在《北鳶》中，葛亮工筆勾勒了政客、軍閥、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經典民國人物，小說內容涉獵大至政經地理、城郭樣貌，精至烹調、書畫、服飾、曲藝，包羅萬象，不啻為一幅“民國清明上河圖”。這樣細致入微的描繪來源于葛亮的翔實考察與案頭之功。在七年中的寫作時間里，他做了大量的訪談以及埋首于文獻的“格物”工作，比如書中提及“祭孔大典”，雖只是一處段落，卻事先對府縣兩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辭格式，祭服的具體樣式他都做了詳盡查證。

A }訪談

我愿將作品終結于一個優美的循環

羊城晚報：《北鳶》有一種特別的語感，讓人似乎需要放慢節奏去閱讀。

葛亮：實際上我對語言確實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因為《北鳶》描寫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代，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找到和這樣一個時代的在場感互相匹配的語言。

此外，這種語感的形成可能也還是得益于父輩的引導和培養，因為我少年時看了不少筆記體的小說，如《閱微草堂筆記》等，它也建構了我對于語言的審美跟語感。包括在寫《北鳶》的過程中，我還看了一些民國時期的小說，得到某些啟發或體悟。

羊城晚報：能問一下有關您的家族成員的趣事或者典故嗎？

葛亮：如果說有趣的話，我覺得我外公的有趣程度遠遠高于祖父，這也是我會選擇外公作為小說主線的主要原因。從趣事的角度，可能我父輩的趣事更加多一些，也跟他們幼時一些教養有關。比如我的父親，他實際上是學理科出身的，學物理，他在大學剃了一個大光頭，非常酷，而且最喜歡做的游戲就是挑戰中文系和歷史系的人，例如和他們比賽背誦《史記》，而且父親每次都能贏。他是我內心非常直觀的一個關于文學或者關于生活化的偶像，祖輩對我而言則更像一種歷史的輪廓，我會比較敬畏。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北鳶》的寫作真是緣起于家族前輩在精神上對我的滋養，使我會有一種動力或信念，花費時光去建構這樣一部小說。

羊城晚報：那么你聽老師講課提到陳獨秀或者鄧稼先，你會緊張嗎？或者老師會緊張嗎？

葛亮：我做學生的時候，老師應該不知道我的這些（家世）。我還好，就把他們當做歷史人物來學習就好了。

羊城晚報：此書的創作過程長達七年，其間遭遇過什么困惑嗎？

葛亮：這個時間是夠長的。在創作過程中，我梳理了外公的前半生，如果有困惑的話，就是他最終結局的結點應該在哪里。實際上外公人生的后半程更為跌宕，因為他是這個城市里最年輕的資本家，經歷了公私合營、“文革”。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就是個“老運動員”，各種各樣的運動都少不了他，經歷了人生中極大的轉折和苦痛。我當時猶豫，要不要把這些寫出來，但是最后選擇了1947年作為一個中止的結點。這始終是出于我自己內心審美的考量。無論是知識分子也好，還是販夫走卒也好，在一個時代里他們都承擔自己的某種位置，外公一生都是一個和時代和解的姿態，這種姿態實際上在我看來是非常動人、溫和與優美的。所以，我希望在作品終止的一剎那，他能進入到一個循環：收養了朋友的嬰孩。那一剎那他的人生仍然非常溫和而優美。就這本書而言，他的人生結點是在那個美麗的循環上，而之后到上世紀50年代，對一個普通人而言是非常雜亂、沒有選擇的，我覺得不是那么美。

B}謙卑，是指與時代和解的能力

羊城晚報：對于理解這本書，你還有一句關鍵的話：“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請問應做何闡釋？

葛亮：提到這句話里的“謙卑”，我想在《北鳶》這部小說里可能更多指向了盧文笙這樣一個角色。因為他自己在很年幼的時候，就已經歷了人生非常大的開闔，目睹了某一個階層的繁華、鼎盛，同時也在短期內經歷了巨落和凋零。在這種起落之下，他形成了自己人生的一種狀態——謙卑——可能就像我剛才講到的，他造就了自己和時代之間的一種和解的能力。這種能力實際上是一種包容感，對于時代、對于他人、甚至對于苦難的包容感。這部小說的跨度是從上世紀20年代到1947年，前面有一系列的中國歷史大震蕩，包括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所有大的歷史事件實際上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仍然是有影響和刺激的。但是文笙在他自己的人生序列里，我想他始終堅守一點，就是對于人生的退勢，而不是攻勢——當苦難來臨的時候，他會把它慢慢化解掉。這就是他所說的包容感，包括他人生的江河所在吧。

羊城晚報：從構思到寫畢，你心目中的民國發生了變化嗎？如果有，是變得越來越清晰，還是跟你預想當中不一樣？

葛亮：其實民國是一個大話題，怎樣寫、從什么角度寫，不同的作者也都會有不同的理解跟出發點。這本書是在臺灣先出版，當時的宣傳語中有句話——（怎樣去表達民國？）自由、至性、不拘一格。對我而言，民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拘一格。這本書里寫了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民國時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因為1905年廢除科舉，以往所有知識分子的獨木橋“學而優則仕”被剪斷了，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分化，從某種意義上也賦予該階層不同發展的可能性，所以說不拘一格。

羊城晚報：小說到快結尾的時候寫了一個吃的場景，描寫主人公在落難之后仍然有從容和余情來慢慢體會每道菜的香味，這其實也是民國的大戶人家傳承下來的審美之一——飲食的審美。這個細節給人印象深刻，很具有某種“民國范”。

葛亮：這場面有一個背景，主人公已經不想和時代發生所謂的政治上的聯系了，所以，這個時候他選取了新的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是什么？就是寄情于飲食。他就職于母校杭州藝專之后，在旁邊開了一個菜館，他自創了一系列的菜肴，把杭菜和徽菜中各種各樣不同的原料、氣息和創意聯絡在一起，變成他的一種人生新抱負。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人在他的時代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可以縱橫捭闔，也可以選取一方凈土。

C}新古典主義：表現時代的“常與變”

羊城晚報：《北鳶》封面上標有“新古典主義小說定音之作”的字樣。最近經常會聽到“新古典主義小說”這個詞，不知你對此有何看法？

葛亮：首先我覺得要由審美的層面去理解和把握它。本身從文字的角度還原歷史，或者還原歷史的審美，這是其中之一；第二，把歷史的題材放在一個當下的語境里進行檢驗。我特別喜歡的一位作家是沈從文先生，他的長篇力作《長河》非常可惜并沒有完成，但他提到一個概念和“新古典主義”這樣的界定是相關的——他想表現的是時代的“常與變”。我理解“常”的一端就是代表所謂的傳統文化，但是在任何一個時代里，傳統必然會遭受一系列的流失、沖擊、凋零、重塑，這就是“變”的那一端。

新古典主義某種意義上就是把這種傳統的東西、古典的東西放在當下，用當下人的處理、消化重現一種來自傳統的精神。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羊城晚報：你計劃中的“南北書”已出兩部，第三部能透露嗎？

葛亮：現也在構思中，也會包含歷史的元素，也會涉及到一方面家族，包括時代的疊轉跟凋零。

羊城晚報：你寫《朱雀》花了五年，《北鳶》花了七年，第三部不會要九年吧？

葛亮：這是算術的算法。但我不會在創作周期上給自己一個規定，順其自然就好了。

葛亮，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現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著有小說《北鳶》、《朱雀》、《七聲》、《謎鴉》、《浣熊》，文化隨筆《繪色》，學術論著《此心安處亦吾鄉》等。部分作品譯為英、法、俄、日、韓等國文字。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長篇小說《朱雀》獲選“亞洲周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2016年以新作《北鳶》再獲此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