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舊中國，長在紅旗下，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吃過草，掙過工分，我體會過“饑腸轆轆”、“身無分文”的無奈，我深深懂得貧窮對國人的傷害。所以，我對“三農”問題有著天然的敏感。改革開放以來，短短幾十年，黨和政府使幾億人走出了貧困，千百年來困擾中國的吃飯問題基本解決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我65歲退休之后，回到山村老家，目睹了家鄉的巨大變化，今昔對比，感慨良多。于是有了長篇小說《白虎寨》。“白虎寨”地處武陵深山，“敲梆巖”成了脫貧致富的攔路虎，它既是天然的交通阻隔，也是思想觀念的因循守舊。以幺妹子為首的新一代打工青年，回到家鄉，借著改革的春風，全力追趕時代的步伐。他們“搶”科學家、搞良種試驗；大鬧交通局，修路通電；他們當家做主，“搶班奪權”，搞土地流轉；他們敢怒敢言，甚至“聚眾鬧事”。這些有知識有文化又見過世面的青年人回到鄉村，一改父輩的做法，以全新的方式向貧困發起挑戰。這從根本上動搖了白虎寨的傳統生活，由此觸動了農民與土地這根最敏感的神經，引出了幾代人在鄉村與城市、改革與傳統、親情與愛情、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突圍。

我不贊成當下一些小說把村干部寫得很糟糕。我自己當過村支書，也見識過不少很優秀的鄉村干部，他們拿著最低的工資，干著最艱苦的工作。我在作品中塑造了覃建國、“都無隊長”這樣的老一輩共產黨員形象。我著力寫了幾個新女性，她們都曾隨著潮流外出打工，但為了父母、為了兒女毅然回到故鄉，她們身上有著往日的印記，有著不同的家庭環境，有著不同的人生遭遇，有著不同的愛情生活和性格特征，但都有著新的追求與夢想。當下的農村，實在需要更多青年來創業，這里大有作為啊！

我采用現實主義手法，多角度聚焦貧困山村，近距離體察鮮活農事，思考社會變革。我盡量使作品有著豐富的“三農”信息，讓作品跳動著強勁的時代脈搏。我沒有過多地關注寫作的技術，而是將心血灌注于鮮活的物事。就像唱山歌一樣，激情一來，就高興地吼幾嗓子。《白虎寨》就是我為中國扶貧事業獻唱的一首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