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故居（國畫） 胡江 作

除了小說，在戲劇方面，老舍先生的貢獻是很大的，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戲劇方面的成就更是大于小說。有《龍須溝》《茶館》等幾部被先后搬上舞臺，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成為話劇舞臺上的鼎力之作。紀念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要格外重視其戲劇的創作。

在這兩部劇作中，《茶館》是老舍先生的扛鼎之作，也是老舍先生和人藝在相互合作中拿捏得最為爐火純青的精品。其高度概括的藝術力、氣勢宏大的敘述力，濃縮人生、人性和歷史、時代；其豐富生動的語言、新穎別致的形式，開創話劇舞臺創新之風。它是老舍先生內心深處藝術風光旖旎的一塊風水寶地。新一代人藝的演出者，是踩在老舍如此輝煌的劇本之上和于是之等前輩藝術家的肩膀之上，他們的理解、創造和發揮，得益于老舍先生。最接近老舍先生，也最能夠還原老舍先生的，是這部《茶館》。看完《茶館》，仿佛看見大幕之上遠遠地站著老舍先生。

如今，我們談及北京人藝的風格，都愿意說是北京味兒。這種地道的北京味兒，首先得力并得益于老舍先生的《茶館》，以致在老舍先生逝世這50年的時間里，北京人藝上演的劇目，凡能傳下來的優秀劇目，莫不帶有老舍先生《茶館》的濃重影子。無論李龍云的《小井胡同》，還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或是劉恒的《窩頭會館》，都打上老舍先生明顯的印記。這種印記，除了編年史的形式與結構方面，更重要的是對北京平民小人物的生活與性格的關注和描摹。可以說，同《茶館》一樣，這幾部話劇都是表達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人的尊嚴的淪落和喪失、不甘與抗爭，把底層小人物的命運的悲哀離合抒發得淋漓盡致。

記得最開始演出《茶館》的時候，曾經有人建議加強人物的革命性，即讓人的尊嚴更為主動地爭取和發揚光大，對此，老舍先生曾經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有人認為此劇的故事性不強，并且建議，用康順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革命為主，去發展劇情，可能比我寫的更像戲劇。我感謝這種建議，可是不能采用，因為那么一來，我的葬送三個時代的目的就難達到了。”

老舍先生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難能可貴。曹禺先生當年就是聽從了“這類建議”，將《雷雨》中的魯大海向革命的方面進行改造。如果老舍先生也這樣改造《茶館》，會是一種什么景象？

老舍先生所說的三個時代，即劇中三幕分別寫到的清末戊戌變法、軍閥混戰和日本侵占北平這樣橫跨50年歷史的時代。三個時代的葬送，是以小人物尊嚴的淪喪為昂貴代價的。看三個老頭蹣跚在臺上撒紙錢，祭奠自己和那些被埋葬的時代，真的是道出了那個時代小人物尊嚴的被踐踏和無處藏身的悲涼。所以，老舍先生說《茶館》這出戲就是“用這些小人物怎么活著和怎么死的，來說明那時代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 這些小人物怎么活著和怎么死的？一句話，是沒有尊嚴地活著和沒有尊嚴地死去的。

當年《茶館》曾經一度引起演出風波，周總理出面才又復演的。周總理說：這樣的戲應該演，應該叫新社會的青年知道，舊社會是多么的可怕。現在，還應該再加上一句：舊社會人們活得又是多么的沒有尊嚴。

這正是《茶館》能夠存活了60多年一直到現在還能繼續演出的現實意義。它從藝術的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對于中國老百姓，人的尊嚴的話題曾經是如此沉重，老舍的《茶館》告訴我們，人活在世上，尊嚴是多么重要。

《龍須溝》是老舍先生解放之后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最難演的一部話劇。老舍先生自己清醒得很，他早在寫劇本之時就清楚：一、缺乏故事性；二、缺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寫。所以，他說：“在我的20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須溝》是最大的冒險。”在創作《龍須溝》的時候，對其中的人物，老舍先生曾經明確地說過：“劉巡長大致就是《我這一輩子》中的人物。”丁四就是《駱駝祥子》里的祥子，“丁四可比祥子復雜，他可好可壞，一陣明白，一陣糊涂……事不順心就往下坡溜。”老舍先生沒有說戲里的主要人物程瘋子來源于誰，但應該是他在1948年至1949年創作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里的方寶慶，是順著那一脈繁衍而來的。小說里寫到的方寶慶，其性格老舍先生說是“世故圓滑，愛奉承人，抽不冷子還耍耍手腕。”當然，這是社會使然，為生存所迫，他是屬于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他也抗爭，也和革命者孟良接觸并受其影響，但寫得都很有分寸，沒有離開作為藝人說書生涯和作為父親和養女秀蓮關系的范疇，他最大的愿望是建書場、辦藝校，就是賣藝不賣身，“‘你不自輕自賤，人家就不能看輕你。’這句話可以編進大鼓詞兒里去。”他的抗爭和革命，便和他和秀蓮的殘酷命運、和自己的愿望的無情破滅這樣兩條線息息相關，體現了老舍先生現實主義的非凡筆力。

遺憾的是，在《龍須溝》里，盡管于是之極其努力的塑造程瘋子這個人物，但人物的豐富性和戲劇性，遠不如方寶慶。在《龍須溝》里，老舍先生延續著他一以貫之的對下層百姓的世事人情的真實描摹中，揭示世道與人心兩方面：既有對于不合理世道的抗爭和未來新生活的企盼，同時也有對人心即國民精神自身的批判和期待。只是，面對的畢竟是新生活，程瘋子和方寶慶并不完全同屬一人，前后所處的時代也不完全一樣。在程瘋子的這個人物中，特別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努力面向并追求新生活時候的兩難境地。在某種程度上，我似乎在程瘋子的身上能夠依稀看到老舍先生自己的一點影子。

在紀念老舍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重讀《茶館》和《龍須溝》，對于我們認知新中國成立之后老舍先生的藝術追求和心路歷程，是非常重要、繞不過去的兩個坐標。有意思的是，在滿懷熱情努力描摹新生活的《龍須溝》中，我們看到他所努力塑造的程瘋子，可以說是不盡成功的；在描摹舊社會、舊生活的《茶館》中，我們則看到老舍先生的得心應手和妙筆生花，他塑造的王利發，甚至只是只有幾句臺詞的小人物，都那樣的活靈活現，令人過目不忘。這樣兩個鮮活至今的藝術標本，所顯示出的關于創作的藝術規律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關于作家在時代變化面前的自我調節與重構的話題，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我想，這恐怕也是老舍先生渴望破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