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劇照

惠英紅和陳家樂在《幸運是我》首映式上

采訪惠英紅是在她的新片《幸運是我》的發布會后，聽到粉絲們一直夸她年輕，56歲的惠英紅開心得不行：“我一直都是少女啊。”很難想象，眼前這位滿面春風的“少女”，竟能把電影里那個一頭灰發、寂寞焦躁的孤獨老人演得入木三分。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她演的就是她的媽媽，甚至是自己的人生。

聽“紅姐”講她的人生故事，已經遠遠超過了一部傳奇電影的容量。童年時要過飯、當過舞女，卻在20出頭就拿下第一屆金像獎影后，人到中年陷入事業低谷、一度抑郁到自殺，而后戰勝心魔勇敢復出，時隔28年再度捧起金像獎杯……難怪她會說，自己的一輩子，活出了別人的兩輩子甚至三輩子，而這些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不僅從來沒有把這位“俠女”打倒，反而化作滋養其演技的沃土。“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大約說的就是惠英紅吧。

小時候靠“要飯”求活

從舞女走上打女路

祖籍山東的惠英紅出身大戶人家，8個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5。遷居到香港后，父親被騙光錢財一貧如洗，全家人只能蝸居在貧民窟，靠酒樓施舍的殘羹冷炙勉強為生。為了生存，哥哥姐姐被送去學戲，只有3歲的惠英紅和妹妹一起跟著母親在灣仔紅燈區乞討為生，順便向水兵們兜售口香糖賺一點錢。

這樣的童年，恐怕任何人都是不愿意去回憶的。但惠英紅卻說，要飯的那十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環境是很凄慘，睡大街、沒學上，每天在街頭跑十幾個小時，但是我命好，所有人都疼我。”她說，雖然接觸到的都是社會底層人，但他們對小孩子特別好，“水兵們會給我們買漢堡、炸魚薯條，連喝水都只喝汽水。”

嚴酷的環境也鍛煉了惠英紅的“演技”。她學會了裝可愛討人歡心，懂得分辨什么人會買自己的東西。但到了13歲時，惠英紅開始意識到，在街上拋頭露面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她不愿意再出門要飯，內心的聲音告訴自己，“我要脫離這里”。在灣仔的戲院門口，張貼著當紅影星李菁的大幅海報，人們排著隊爭相買票。這一幕讓她決定，自己也要當明星。

“有一天看到報紙，夜總會招考童工去跳舞，我知道夜總會有機會踏到電影圈，就偷偷去報考，考中了。”跳了兩年多，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跳舞時被午馬叫到一邊。當時午馬是張徹的副導演，在為他的《射雕英雄傳》尋找梅超風的演員。“第二天打電話說，不要我演梅超風，要我演穆念慈，我也不知道是誰，就說好好。”為了準備角色，惠英紅還專門去了二手書店，租來一本《射雕英雄傳》獨自揣摩。

“第一天去片場，第一場戲是穆念慈比武招親之后被抓到監牢里，當時很多其他演員都來看新人，每個人都說，‘她不可能是第一天拍戲’，沒想到我能做到說哭就哭，要多慘就多慘。”惠英紅對這場戲記憶相當深刻，甚至現在偶爾還會把這場戲拿出來看看、回味一下。“當時我一點不怯場，因為以前跳舞的時候，500多人在底下吃飯。人越多，越要賣力表演。”

22歲摘得首屆金像獎影后

腿摔斷了都不敢打石膏

《射雕英雄傳》后，惠英紅成為邵氏簽約演員。“我跳舞時每月掙1000多，但拍戲只有500塊港幣，但我知道有一天能出頭。”

果然，1982年第一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只有22歲的惠英紅憑借張家良導演的動作喜劇《長輩》獲得最佳女主角，也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獲得金像獎的動作女星。但領獎時，惠英紅的心情卻是“非常平淡”。“第一，我覺得電影很賣座，拿獎是應該的；第二，覺得不值錢，如果換成金子或者獎金，我才會覺得好。所以上臺的時候，我只把領獎當成是表演的一部分，趕緊表演完就下來。”那時候，表演對于惠英紅來說，僅僅是“脫貧”的一種手段。

獲獎后，張家良導演幫她向邵氏極力爭取，她的片酬終于漲到每部戲5萬塊。但這并沒有讓惠英紅擺脫經濟壓力，“賺得多，演員花銷也多，弟弟妹妹還要讀書，所以我還得努力拍戲掙錢。”在她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無法擺脫的恐懼，“我害怕不拍戲就會回到小時候的生活，所以逼著自己往上走。”

此后，惠英紅逐漸成為邵氏當家的“打女”，但風光的背后卻是遍體鱗傷的“地獄式生活”。那時候拍電影，沒有特效，沒有替身，一切動作戲都靠真打真摔，沒有任何武術功底的惠英紅完全是咬著牙堅持了下來。最嚴重的一次受傷，是她離開邵氏去嘉禾拍《扭記雜牌軍》，這是香港著名導演錢升瑋早期的一部作品。“有一場戲從四樓跳下來，腿上兩條骨頭‘砰的’就斷掉，但那個棚明天就要拆了，還沒拍完怎么辦？來不及打石膏，我被抱著拍上半身的打戲，腿上只有皮和筋連著，那種疼……拍到快天亮才送到醫院打石膏。”兩個月后，錢升瑋導演的《霸王花》又要開機了，但石膏至少要打三個月，“我再不好就要換其他演員了，就硬把石膏拆掉，可是沒長好啊，到現在還是長短腿。”

年近不惑身陷抑郁癥

以新人姿態復出再奪金像獎

在惠英紅最紅的時候，她就想到要轉型。“但邵氏老板不讓我轉，怕影響我的俠女形象。后來離開邵氏，正好碰到《霸王花》系列，又要賺錢，來不及冒險。”一次次的錯失機遇后，香港的武打片一夜之間沒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甜蜜蜜》這樣的文藝片。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幾乎是在短短一年之間，惠英紅從女一號的位置跌落下來，來找她的戲不是演姐姐就是演媽媽，大多只是配角。“有的導演給我兩三天的戲，我就把劇本一摔，這種戲讓大姐我來拍？是不是老天爺在整我？”就這樣蹉跎了三四年之后，惠英紅發覺，自己已經翻不了身了。“之前是憤怒，怪別人，后來覺得是自己沒用，像垃圾，趕快去死吧。”

惠英紅選擇了服藥自殺。在被救醒之后，當她看到身邊傷心無助的家人，突然清醒過來，“我的人生不可能就這樣完了。”一向要強的惠英紅向朋友求助，找到了最好的心理醫生。“評估的結果是抑郁癥，治療了9個月，醫生說我已經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

但惠英紅沒有急著復出，她一邊讀書一邊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慢慢找回了往日的信心與活力。準備得差不多了，她拉下臉來開始給認識的導演們打電話。“當時有人說風涼話，‘都不行了還跑出來演’，也有人對我很好，在圈里幫我說話。”這時，一部小成本電影《妖夜回廊》找到她，她借此片獲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提名。同時，許鞍華的《幽靈人間》也讓她獲得金像獎女配角提名。“電影圈把我當成一個新人看，大家很驚訝，原來惠英紅有能力拍文藝片。”

直到2010年，惠英紅憑借電影《心魔》再度成為金像獎影后。相比28年前領獎時的淡定，經歷過大起大落的她當晚在臺上失聲痛哭。“我很想拿這個獎。其實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風光了七年，然后不知道為什么會跌到谷底……但我現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自己屬于電影，只要是好角色，我都會盡量做好。”

56歲演“老年癡呆”

只為彌補在母親身上的悔恨

惠英紅本來對《幸運是我》有點抵觸，覺得演老人不能“美”，但她讀過劇本后，只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接拍了——把片中芬姨的年齡從七八十歲改成六十多歲。惠英紅希望傳達給觀眾，“認知障礙癥（老年癡呆）并不是老人的專利”。而這都來自于她對自己媽媽的歉疚， “電影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媽媽身上發生過，我耽誤了她十幾年的病情。”

惠英紅說，其實媽媽50多歲就開始發病，但當時家人只是以為她記性不好，加上自己身患抑郁癥，母女倆時常爭吵。母親常常忘記吃飯。有時候打開冰箱，里面塞滿了蔬菜，已經化成水，都臭了。”還有一次，母親在街上徘徊了好幾個小時，后來還是被警察送回了家。惠英紅一直以為媽媽是“好日子不能好過”，直到媽媽70歲那年因為骨折入院，才被確診為老年癡呆。“照了個核磁共振，我一看，她的大腦已經萎縮到只有雞蛋那么大，懸在中間，周圍都是透明的。”說到這里，惠英紅哽咽了，“那種疼，無法形容，我的眼淚馬上掉下來，全身發抖。我才知道，原來她不是自私，也不是只愛看電視，是早就發病了。”

此后，媽媽的病情惡化得很快，十幾年來都是躺在床上度過的，惠英紅堅持把媽媽留在家里，并把自家改造成了醫院，雇了兩個傭人照顧她。

為了演好芬姨，導演曾建議惠英紅看一些相關的電影，但她說，不需要。“我和我媽生活這么久，有這個能力把芬姨演出年齡感，不需要給我特別化老年妝。”

《幸運是我》里有這樣一幕，患病的芬姨在救助機構練習畫畫，鏡頭對準畫板，她的作品好到讓觀眾席發出一片驚嘆。惠英紅得意地說，那幅畫其實是自己親手畫的。從小就有繪畫天分的她，希望能在退休以后專注于畫畫，開個畫展。

“我的人生，每十年都有一個精彩，也有一個變動。到60歲的時候，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惠英紅說，其實她的一生中最自卑的不是要飯，也不是抑郁，而是“沒有學問，從來沒進過學校”。

60歲再去上學？看到記者疑惑的表情，惠英紅反問，“那有什么不行？那時候沒有任何壓力，反而學習會很專注。”

事業上東山再起，但56歲的她至今孑然一身，會不會擔心像電影里的芬姨一樣老來孤獨？惠英紅爽朗一笑：“有一個不好的伴兒，老來會更慘，我見得多了。”經歷過大起大伏的惠英紅，現在只想好好享受當下的生活。

紀晨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