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最根本的底色是真誠——我沒有用“詩歌”，而是用“詩”，是因為吟詠傳統斷裂已久，“詩”和“歌”早已分為二途，“詩”更多訴諸于視覺閱讀和沉思，“歌”則日益在大眾文化中走向聲光電音的娛樂一道。真誠是一條紅線，它似乎若有若無，但在敏銳的詩歌讀者那里，無論怎么掩飾都遮蔽不了。

回族詩人馬紹璽的詩是素樸的、真誠的，盡管他未必那么花哨，未必那么富于我們習慣在媒體信息中所接受的幾成套路的“詩意”。他的詩發自本然，寫的是故鄉、母親、青春、山川田野和最親密的愛人。即便是那些思考時光、愛情和人生的詩篇，也并沒有陷入縹緲的玄思，而是通過親身的經驗性感悟表達出來。他難得地保留了一顆來自邊地的赤子之心，這正是詩在當代最可貴的品質之一。《襁褓與行囊》中寫到：“故鄉和母親最大的魅力，就是/把襁褓變成永恒的行囊/讓游子像候鳥/千山萬水/也要背著行囊回家/人生和遠行的惟一目的，就是/用一生的蛻變和尋找/把行囊再次變回襁褓/埋進故鄉/等待又一次新的起行”。這是當代的“歸去來兮辭”，構成了這本同名詩集基本的意象狀態和情感結構，和他的人生履歷形成互文：一個回族青年，從邊地來到城市，到京城求學，在省城高校任教，成為城市里的普通一員。但是詩讓他與滿大街行走的面目模糊的市民大眾區別開來，因為他的心中有著源自生命本源的詩意。

馬紹璽感興趣的是與故鄉有關的大地、民眾和質樸的感情。就像他在《懷念》中寫的：“那時，天上的云是說著話的/湛藍藍的/星星們結隊走過它們的門/那時，鳥們齊聚寬廣的大地/秋天染紅了它們的嗓音/只是，起飛后/就再也飛不回來了/那時，我走在孤寂沉思的林間/像那率領春天一起開花的黑少年”。他在云南的邊境小城騰沖長大，雖然他年紀比我大一些，已過不惑，但在我的印象中，還是一個外表害羞、內心豐富的“黑少年”。

這個“黑少年”有著對萬物的同情與體察之心，并能夠通過文字將這種同情與體察書寫出來。《你藍色憂郁的內心》寫到：“玫瑰/你的內心是泥土和美麗/路/你的內心是孤獨和遠方/星星/你的內心是藍色的憂郁/今夜照亮著山坡上的我”。從意象的選擇和詩句的結構來說，其實“玫瑰”、“路”、“星星”都是濫俗的意象，三者也并沒有形成邏輯上的遞進，而是一種平行的排列，因而也就沒有構成彼此推動的互文，但總體構成的意境組合和主體形象依然讓人能夠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原因就在于他并沒有刻意去經營，詩意本身自主流露出來，自然天成。

這樣的詩是比較古典的，尤其是參照時下詩歌主流的奇崛險怪和口語泛濫的多樣形態。從1980年代初以來，中國當代詩歌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各種思潮、流派的紛至沓來。應該說，意象、語言、形式、內在律動和觀念變革在當時的語境中是起到了話語轉型的作用的。它的成就顯著，但局限也很明顯，并且決定了后來詩作中的兩種重要傾向：一種是生冷硬僻、莫名所以的玄談，一種是口水遍地、傖俗無聊的絮叨。

馬紹璽的詩與此無關，他寫的是古典的素樸之詩，甚至顯得比較笨拙。但我不認為作為一個長期浸淫現代詩學研究的教授，馬紹璽不了解那些先鋒與新潮。比如《法署村》就是一個含而不露的敘事小品，《在福建，我們談論》也頗顯技巧。他完全有能力進行語言、結構、節奏的試驗，但他依然只寫這些質樸的詩，因為這是他真實的本性與本心。詩意于他而言，具有個體救贖的意義；于詩而言，也有著回歸源頭的單純的“詩意”的意義。這個“詩意”顯然不是“遠方的田野”，而是內心的家園和生活自身。

他的本性充滿了深沉的悲憫。《妻子的出走》寫到：“你把嘆息放在灌木的肩膀上/還把幾根早白的頭發埋在鷹的故鄉/三天后/你還把高跟鞋也借給了瘦瘦的金沙江/‘那不是愛情的表達’/你說——/‘一條大江更不容易/雙腳到處，不知撞碎了多少巖石”。作品能夠從爾汝恩怨中躍升到亙古深沉的體會，將個人的情緒化為幽深廣遠的同情，這是一種來自本性的善良，無意識地暗合了普遍的道德目的。《我知道你會給我一間房子》中寫到：“母親，我知道你會給我一間房子/一間最好的房子/我要給流浪的天鵝一個家/要給冬天里寒冷的小草一個家……”他熱愛世間一切，并且相信所有的辛酸與苦難都會有一個溫暖的歸宿。這種質拙因此而有著巨大的力量，那是來自于故鄉、大地和母親的力量。

我知道馬紹璽在城市生活中要面對的種種齟齬和無奈，他感喟：“這城市，人們忙著/撥打電話/出國旅行/花色名片與復雜稱謂/卻沒有人愿意/在深夜，為生活/寫下一封誠實的短信”（《這城市》）。人們形色匆匆，為生計奔波，有時候甚至蠅營狗茍。一個“黑少年”在這樣的嘈雜、喧囂、混亂和污濁之中，如何應對？詩在這個時候成為一種內心需要，詩就是一束光，照亮那瑣碎、灰暗的生活，成為塵世生活的安慰。他真誠地將詩作為一種存在方式，撫慰自己漂泊的靈魂，讓自己和詩都得到救贖。這樣的詩洗盡鉛華，無需奇技淫巧，以自身的性靈呈現自足的狀態：“所有的天空都是太陽寬廣的行程/樹們高舉起高原上挺立的手/而我，只是一個遠離城市/一個想做一棵樹的行人/只是作為一種渴望站在高原上——/遠處和近處的風隨時可能將我吹走”（《想做一棵樹》）。這個時候，他就可以無視任何詩歌的既定標準、潮流、風尚和批評的標準，讓自己書寫的人與事物和他自己一并獲得了自由，帶著生活的暗傷和隱疾，卻又不至于迷失于懷疑、茫然和自我。

30多年來，許多當代詩在“思”與“言”的糾結中，丟掉了原本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最為重要的“情”與“志”。我在馬紹璽的詩里看到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這種生活是完整的，既有物質、身體、感性的需要，也有精神、心靈、理性的訴求，那就是飽含了“情”與“志”的生活。只要涵養、培育、發掘那顆生命的初心，并用文字擦亮它，就能平息怒火和焦慮，撫慰創傷與恐懼，讓生活在磨折之中得以繼續。就像加繆所說：“帶著世界賦予我們的裂痕去生活，用殘存的手掌撫平彼此的創痕，固執地迎向幸福。因為沒有一種命運是對人的懲罰，而只要竭盡全力就應該是幸福的。擁抱當下的光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烏托邦，振奮昂揚，因為生存本身就是對荒誕最有力的反抗。”這樣的詩是個人的，也是所有人的。我讀這些詩，絲毫沒有看到任何讓我驚訝的語句或技巧，只看到一顆真誠的心。這是我們時代的每個不愿意被慣性生活所蒙蔽的人都有的心。